江西
1931年11月7日，湖北黄安七里坪，红四方面军宣告成立。站在队伍中的陈昌浩，年仅25岁，却已担任总政治委员，成为方面军中仅次于张国焘的重要人物。这个年轻人后来经历了高位、失误、失败与长期沉寂，晚年见到昔日部下时，常常低头致歉。
陈昌浩190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家庭条件相对优越。与许多被生活逼上革命道路的人不同，他早年完全可以选择一条安稳的读书道路，却在学生运动中接触到进步思想。1926年前后，他参加革命活动，曾组织学生声援工人运动，也因此进入党组织的视野。
1927年，陈昌浩被选派到苏联学习，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那里聚集着一批中国革命青年，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人都曾在此学习或活动。陈昌浩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他也逐渐与王明一派建立联系。
需要说明的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并不是一个正式组织名称，而是当时对一批留苏学生的称呼。陈昌浩身处其中，回国后自然受到重视。1930年，他结束学习回到上海，随后前往鄂豫皖苏区工作，政治履历由此迅速加快。
鄂豫皖根据地当时正处在发展阶段，红军队伍不断扩大，但内部也存在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的矛盾。张国焘到达后，对军事和组织问题进行调整，红四军政委一职出现空缺。陈昌浩资历并不算深，却在这一时期被推到前台。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陈昌浩出任总政治委员。对于一个25岁的年轻干部来说，这个职位意味着极大的信任，也意味着沉重的责任。他既要负责政治工作，又要参与军事决策，后来在川陕根据地的斗争中，逐渐显示出较强的组织和指挥能力。
陈昌浩并非只会讲理论。一次战斗中，他曾乘坐红军缴获的飞机“列宁号”飞临黄安城上空，散发传单并投掷炸弹。关于这次行动，史料记载和当事人回忆略有差异，但可以确认的是，红军确实利用飞机制造了声势，对守军心理造成冲击。
徐向前长期与陈昌浩搭档，对他的评价颇有分量。徐向前认为，留苏干部中真正懂军事、能打仗的人并不多，陈昌浩算是其中较突出的一位。李先念也回忆说，陈昌浩理论水平较高，重视部队政治建设，作战时并非坐在后方发号施令，而是敢于到一线去。
有意思的是，陈昌浩越有能力，后来承担的责任也越大。鄂豫皖和川陕时期的肃反扩大化，他作为重要领导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35年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在张国焘的影响下，曾赞成南下方针，与党中央的北上部署发生分歧。南下受挫后，他又转而支持北上，劝说张国焘改变方向。
真正使他长期背负压力的，是西路军问题。1936年，西路军西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作战，陈昌浩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承担主要领导责任。部队失利后，他没有立即随徐向前返回陕北，而是试图在鄂豫皖一带寻找力量重整队伍。高敬亭的一句“我这里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让他意识到这条路走不通。
1937年，陈昌浩回到延安，但因胃病严重，获准前往苏联治病。此后十二年，他一直滞留海外。战争年代，他曾做过采石、消防等工作，也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1943年后，他从事翻译工作，生活身份从方面军领导变成普通工作人员。
1952年，陈昌浩携苏联妻子和儿子回到中国，后来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徐向前曾在家中设宴为他接风，许多红四方面军老同志到场。多年分离后再见，陈昌浩没有为自己辩解，只是向旧日战友和部下道歉。
“过去的事情，是我的责任。”据回忆，他见到一些老部下时，常常这样说。
西路军老战士并没有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他，但陈昌浩始终把这段经历压在心里。晚年逢人便鞠躬致歉，既有对牺牲将士的愧疚，也有对自身判断失误的反省。徐向前称他是“犯了错误的好人”，这句话既没有回避问题，也保留了对旧日战友的基本评价。
1967年7月30日，陈昌浩在北京去世，享年61岁。1978年，组织上为他平反，恢复名誉；1980年举行追悼会，徐向前主持，李先念等老战友参加。这个曾在25岁担任方面军总政委的人，人生至此才完成了最后一次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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