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50年2月，北京紫禁城，20岁的咸丰从道光帝手中接过皇位时，接到的并不是一份稳当的家业，而是一张已经透支的账单。
道光帝在位后期，第一次鸦片战争留下的阴影尚未消散，清政府又面临土地兼并、灾荒频仍和吏治松弛。道光三十年，也就是1850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咸丰登基时，太平天国并非突然从天而降，而是积累多年的矛盾集中爆发。
更棘手的是，朝廷没有钱。
道光帝一向以节俭著称，可节俭并没有改变财政失血。户部银库长期亏空，历年积弊难以追查。咸丰即位之初，国库存银只有八百余万两左右。这个数字看着不少，放在太平天国兴起、各地军务骤增的背景下，却连几个月的军费都未必支撑得住。
清代财政有个明显弱点：平时收入和支出大体固定，遇到大规模战事，临时筹款能力很差。军队要粮饷，驿站要经费，灾区要赈济，哪一项都不能拖。户部的银子像漏水的桶，刚补进去，转眼又见了底。
咸丰并不是没有尝试。
太平军势力扩展后，朝廷先动用户部存银，又向各省藩库要钱，连内务府掌管的皇室财物也被拿出来应急。宫中部分金器、铜器被熔铸，内务府的开支也受到压缩。有人劝他少动祖宗留下的器物，咸丰的态度很直接：“此时若不拿出来，留着又有何用？”
这句话未必是原样记载，却符合当时的处境。皇室私产看似丰厚，实际也经不起长期消耗。到了咸丰三年，内务府存银已经所剩无几，宫廷日常开销都开始吃紧。清朝积攒两百多年的家底，面对内战和外患，消耗速度远超想象。
朝廷只好压缩官员俸禄，并大规模实行捐纳。捐纳就是出钱取得官职或资格，短期内确实能够弄来银子。咸丰三年，户部收到的捐纳银一度达到数百余万两，但这种办法很快失灵。官位越来越多，实缺却越来越少，花钱买来的身份未必能真正任职，民间也逐渐失去信心。
财政走到这一步，货币改革便被提上日程。
1853年，清政府铸造当十大钱，随后又推出当五十、当百等不同面值的钱币。朝廷希望用较少的金属，换取更多的财政资源。可钱币若面值远高于自身价值，百姓自然不愿接受，市场交易便会出现混乱。
清政府还发行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试图以纸币缓解银钱短缺。问题在于，纸币背后缺少稳定储备，朝廷又处于持续用兵状态，百姓对其信任不足。大钱贬值，纸钞折价，物价随之波动，财政压力反而转嫁到了普通民众身上。
这一点，不能因为咸丰处境艰难就轻轻带过。他确实是在烂摊子上接班，但货币政策失误，也造成了实实在在的损害。皇帝没有办法，不等于百姓没有损失。
中央筹不到钱，地方却找到了另一条路。各省在交通要道征收厘金，按货物价值抽取费用，名义上税率不高，实际执行中却不断加码。曾国藩组建湘军后，军费很大一部分便依靠地方筹集，而不是完全等待户部拨款。
厘金解决了燃眉之急，也改变了清朝的权力结构。地方督抚有了自己的收入来源，就能自行招募军队、购买武器、维持粮饷。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掌握的，不只是兵权，还有相对独立的财政支配能力。
咸丰把财政权下放地方，实属无奈，却由此打开了“内轻外重”的缺口。朝廷要平叛，只能依靠地方；地方要用兵，又不再完全听命于中央。这个变化，比一次战事的胜负更深远。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圆明园遭到劫掠。咸丰帝于当年8月离开北京，前往热河行宫。此举当然可以批评，毕竟皇帝离京后，京城善后和对外交涉主要落到恭亲王奕䜣等人肩上；但若只把它解释成贪生怕死，也未免过于简单。清军在大沽、天津接连失利，京师防务已出现严重漏洞，皇帝本人留在城中，也未必能改变战局。
咸丰在热河处理政务，身体状况却迅速恶化。1861年11月22日，他病逝于承德避暑山庄，年仅30岁。留下的，是尚未平息的太平天国、不断加重的外债与赔款，以及一个财政和军事权力逐渐地方化的朝廷。
评价咸丰，不能只看他逃往热河，也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道光。若处在承平年代，他未必不能做一个守成之君；可他偏偏接手了最缺钱、最混乱、最难收拾的局面。即便换成乾隆，面对1850年代的内战、财政枯竭和列强压力，也很难凭个人能力填上这几个同时裂开的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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