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不久，叶剑英在广州梅花村接待了一位从香港返回的老人。此人名叫莫雄，曾是国民党军政人员，也曾被蒋介石关押、通缉。叶剑英转达毛泽东的嘱托：“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一定要找到，也一定要安排工作。”
这句话分量很重。因为在当时，莫雄的身份并不简单，履历中既有旧军队的经历，也有长期任职地方的痕迹。若只看档案，很容易把他归入“旧人员”一类。可在叶剑英和毛泽东看来，判断一个人，不能只看他曾经站在哪个位置，还要看他在关键时刻做过什么。
莫雄，1891年出生于广东英德一带。少年时放过牛，也做过学徒、伙夫。1907年，他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在广东军政变动中，他多次站到反对军阀的一边，逐渐从基层军人升为将领。
1922年，陈炯明发动叛乱，孙中山在广州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冲击。身为粤军中校营长的莫雄，没有接受陈炯明许下的职位，转而参加讨伐行动。叛乱平定后，他得到孙中山信任，先后担任旅长、师长。
真正改变莫雄命运的，是1934年秋天的一次秘密会议。当时，他任江西德安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由于“剿共”行动中的表现，他被邀请到庐山参加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部署第五次“围剿”。
会议讨论的核心，是以重兵构筑严密封锁线，逐步压缩中央苏区。莫雄听到具体部署后，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军事行动，而是一场可能给苏区造成巨大灾难的进攻。他没有选择沉默。
离开庐山后，莫雄设法把会议中的兵力配置、进攻路线和作战安排，交给了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情报被迅速转送，项与年还将重要内容抄录在字典中，辗转送往瑞金。
这份情报，为中央红军判断敌情、决定战略转移提供了重要参考。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关于莫雄的名字，后来并没有频繁出现在公开叙述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作用可以被抹去。
有意思的是，莫雄并非只做过一次这样的选择。1935年，他被蒋介石调任贵州毕节专员兼保安司令，奉命处置当地红军伤病员。莫雄表面接受安排，暗中却将人员转移，还撤走保安力量，使红军顺利通过毕节。
事情败露后，蒋介石震怒，莫雄被押往南京关押。凭借早年的资历和旧日关系，他后来获释，但政治处境已经十分危险。抗战时期任南雄县长时，他又释放了被关押的共产党人、红军战士和进步人士，最终被特务盯上，只能离开原职。
1949年，国民党在广东的统治即将瓦解，莫雄被指为“北江匪首”，甚至遭到追杀。他化装逃往香港。广州解放后，叶剑英多方寻找，确认下落后立即派人带信，请他回广州。
然而，安排工作并不等于所有人都能立刻理解他的过去。莫雄回到广东后，叶剑英提议让他参与北江治安工作。1949年11月，莫雄被任命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凭借多年积累的人脉和地方经验，协助平定匪患，恢复当地秩序。
问题出现在土改期间。当地群众和部分干部不了解莫雄曾经提供情报、保护人员的经历，认为他是旧军政人员，要求将其处置，甚至提出就地枪决。相关意见一度得到批准，情况十分危急。
叶剑英得知后态度明确：“这个人对革命做过有益的工作，不能杀，要保起来！”古大存也出面说明情况。正是这次坚持，莫雄才躲过了一场大难。
此后，莫雄担任广东省参事室第一副主任、省政府委员，并参加省政协工作。1955年，他的弟弟莫汉曾试图拉拢他出任所谓反共武装的职位，莫雄没有迟疑，立即向上级报告。
1956年，李克农派项与年到广州，接莫雄赴北京参加国庆典礼。项与年正是当年传递“铁桶计划”情报的重要人员之一。多年后两人再次见面，彼此都清楚，那段经历不是一句“立功”就能概括的。
1979年，莫雄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和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80年，他在广州病逝，享年89岁。那份尘封多年的信任，也伴随他曲折而复杂的一生，留在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史档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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