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2月29日，西昌邛海新村，胡宗南接到蒋介石从台湾发来的电令，内容只有两件事：固守西昌三个月，收拢川西溃散部队，继续维持西南大陆上的军事据点。
这道命令看似明确，实际却近乎无法完成。胡宗南到达西昌时，身边能够直接调动的部队，不过第一师一个加强团、警备部队和几支残兵，总数约一万人，而且各部散落在川西、川南以及西康北部。
会议上，副参谋长沈策把话说得很直：“凭现有兵力，守住西昌三个月，恐怕没有可能。”屋里一阵沉默。谁都明白，所谓“固守”，更像是给蒋介石保留一个政治姿态。
西昌的地形并不等于坚城。这里汉人较少，周围多为彝族聚居区，交通线又容易被截断。部队一旦败退，既缺乏补给，也难以形成统一指挥。有人提出退往滇西，有人主张保存实力，甚至考虑直接撤往台湾。
胡宗南却当场发怒，指责沈策是“内奸”，不许再谈撤退。这样的反应，与其说是相信能够守住西昌，不如说是担心消息传到台湾后，自己先被追究责任。蒋介石要求他守三个月，他便必须表现出“坚决执行”的姿态。
有意思的是，胡宗南并非没有判断。几天后，他又对亲信解释，守西昌的主要作用，是向外界表明国民党在大陆仍有军事据点，以争取外部支持。至于三个月能否真正守满，已经不是最核心的问题，“能守多久算多久”。
为了让这个空架子看起来像样，胡宗南开始拼凑力量。他把刘孟濂、胡长青、顾葆裕等人的残部重新编组，又试图把地方武装纳入所谓“反共救国军”。一些地方势力接受了番号和军饷，却没有真正形成统一战斗力；有的人只想借机扩张地盘，有的人则把西昌当成暂时落脚处。
1950年元旦，胡宗南还在邛海新村举行阅兵。参加者主要是朱光祖团官兵，场面远不能与过去相比。他在讲话中仍然提到“几十万弟兄”，可实际能够收拢的部队只有几千人。台下的人心里清楚，这番话更多是说给上级和报纸听的。
西昌内部同样不稳。西康省主席贺国光起初想离开，担心被留在当地承担失败责任。胡宗南则要求他供应军粮、联络地方势力、维持金融秩序。双方彼此防备，又不得不合作。贺国光曾提出一个条件：胡宗南撤走时不能把他抛下。
南北局势很快压缩了西昌的回旋空间。会理方向的顾葆裕部受到进攻，北面的胡长青也报告解放军渡过大渡河。1950年3月24日，胡宗南得知消息后，仍要求部队在德昌一线坚持，自己则盘算如何再拖几天。
“守到28日，三个月就算完成了。”这句话，反映出他此时最关心的已不是改变战局，而是完成电令规定的期限。3月28日是他抵达西昌满三个月的日子，只要能够撑到那一天，至少在形式上可以向蒋介石交代。
但战场没有给他留下充足时间。3月25日，德昌告急；北路交通也出现危险。胡宗南的部下连夜商量撤退，有人主张走陆路进入滇西，有人希望乘飞机离开。胡宗南表面上仍说要率部转进，实际上已经开始准备个人退路。
3月26日清晨，他告诉罗列，计划次日凌晨离开西昌。到了当天晚上，许多人还在等待统一命令。谁也没有想到，胡宗南先采取了最稳妥、也最符合他一贯作风的办法。
当晚11时10分，胡宗南与贺国光登上飞机，悄悄离开西昌。此时距所谓“三个月期限”还差两天。罗列等人发现邛海新村已经空了，才知道主帅早已离去。
据相关回忆，胡宗南登机后曾自言自语：“我差点当了共军俘虏，也算对得起校长栽培了。”这句话的重点，不在于军事成败，而在于他怎样看待自己的责任：只要没有被俘，只要还能离开，就认为对上级有所交代。
飞机离开后，罗列只得率领剩余人员连夜撤退。队伍中有军政人员、卫士、干训团成员和家属，约千人左右。由于道路受阻，他们先退往泸沽，又转向甘相营，沿途不断遭到截击，原先维持的建制很快瓦解。
3月27日，解放军进入西昌。胡宗南苦心经营的最后据点，在他离开后的第二天失守。所谓三个月固守，最终没有以一场决战收尾，而是在部队分散、各自逃命和地方势力重新选择中结束。五月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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