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8年7月，江西九江，张发奎面对从长江推进的日军舰艇和不断俯冲的飞机，手里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阵地正在崩解，援军迟迟不到，部队伤亡迅速增加。就在他决定撤出九江、转入纵深防御时，武汉方面的蒋介石却接到另一份报告：九江已经失守。
九江不是普通据点。
它扼守长江南岸，距离武汉并不遥远，是日军西进的重要跳板。日军攻占安庆后，沿江向九江推进，海军炮舰、陆军部队和航空兵相互配合，形成了当时中国军队很难正面抵挡的立体攻势。
蒋介石最担心的，正是九江失守引发连锁反应。武汉是当时国民政府军事与政治上的重要中心，一旦外围防线接连后撤，日军就可能顺江而上，迫使中国方面在极不利的情况下继续退让。
张发奎并非没有判断出危险。
这位粤军将领成名于北伐时期，第四军曾以作战顽强著称，被称为“铁军”。张发奎本人也因此拥有很高的军中声望。不过，北伐结束后，国民党内部权力格局变化，地方实力派与中央之间长期存在戒备，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始终谈不上融洽。
抗战爆发后，旧日的矛盾暂时让位于战场需要。张发奎这样的将领，既有作战经验，又能号召旧部，自然被重新启用。他所指挥的部队中，既有第四军等老部队，也有临时调集、训练程度不一的部队。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九江防御看起来兵力不少，真正能够承担硬仗的部队却并不充裕。新调部队缺乏协同经验，重武器不足，空中掩护也极其有限。面对日军持续炮击和登陆作战，单靠步兵死守，很快便会陷入被动。
张发奎把第四军留作机动和后备，并非毫无缘由。若一开始就把最精锐的部队全部投入九江，纵然能够延缓日军推进，也可能在一次决战中损失粤军骨干。对一名统帅来说，这是守住眼前阵地，还是保存部队继续作战的两难选择。
有意思的是，战场判断与政治命令往往并不一致。张发奎认为，九江已难以长期坚守，撤出后依托纵深阵地迟滞日军，或许还能保存有生力量。蒋介石却要求部队坚守九江，不能轻易后退。
电报往来中，双方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张发奎一方强调敌强我弱、阵地难守；蒋介石关心的则是九江的战略意义，以及军队是否会形成“各自保存实力”的风气。
当张发奎最终下令撤离时，蒋介石在武汉震怒。据有关回忆记载，他曾厉声质问：“为什么不上第四军？”随后又斥责张发奎“目无军法”。这句话的重点，不只是责怪一座城池的丢失，更包含了对指挥权和军令执行的强烈不满。
蒋介石为什么特别提到第四军？一方面，第四军是张发奎最有战斗力、最受信任的部队，蒋介石认为它应当投入关键战场；另一方面，第四军又带有鲜明的粤军色彩。中央与地方部队之间本就存在隔阂，任何一次擅自撤退，都容易被解释为保存实力，甚至被怀疑为不服从中央调度。
当时国民政府内部还面临复杂的政治局面。汪精卫的动向已经引起蒋介石警惕，而张发奎过去与汪精卫关系较近，这使蒋介石对他的信任更加有限。军事上的撤退，经过政治因素的放大，便不再只是一次战场决策。
九江撤退后，张发奎很快被调离指挥岗位。蒋介石的处理方式十分严厉，几乎等同于撤销军权。张发奎对此颇为不满，后来在回忆中强调，第四军如果真有保存实力的打算，不会在此前长期作战中形成“铁军”声誉；他认为未经充分调查便将自己调回，有损高级将领的体面。
陈诚随后承担了部分责任，使这场风波没有继续扩大。可九江失守造成的影响已经无法挽回：日军取得沿江推进的支点，武汉外围压力陡增，中国军队只能在更大范围内重新组织防御。
这场争执留下的，并不是一句斥责那么简单。张发奎看到的是部队实力与战场形势，蒋介石坚持的则是军令、权威和全局防线。两种判断彼此冲撞，最终让九江成为武汉会战中一个极具象征性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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