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6年12月底，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家中，杨勇拄着拐杖走进院门。许世友看了一眼，脸色立刻沉下来，开口便说：“你在我面前装什么老？”
这句话听着冲，背后却是几十年的交情。杨勇当时63岁，右腿骨折尚未痊愈，走路一瘸一拐，只能借助拐杖。许世友比他年长七岁，两人又早年在华东战场并肩作战，说话从来不绕弯子。
杨勇没有解释，也没有动气，只是笑着伸手。许世友当然知道他的伤情，只是以他的脾气，越是熟悉的人，越不肯讲客套话。所谓“装老”，并非责怪，而是老战友之间一种特殊的打招呼方式。
这场见面看似寻常，实际发生在一个关键节点。那段时间，关于邓小平能否重新出来工作的议论，正在军队和地方干部中逐渐升温。许多老同志心里有判断，却不便公开议论，杨勇此行，正是带着一份沉甸甸的政治关切南下。
此前，杨勇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1976年冬，他把军区工作作了交代，随后前往北京，再与罗瑞卿、韩先楚等人一道前往武汉。名义上是休整和走访，实质上却是在了解各地老同志的态度。
罗瑞卿当时行动并不方便，外出安排也受到一些限制。杨勇一路替他操心，交通、住宿，事无巨细。有人问：“这么安排，是否太费周折？”杨勇只回了一句：“老同志一起出来，能照应就照应。”
抵达武汉后，几个人没有急着召开什么正式会议。这样的事情，不能摆到桌面上公开表决，只能借吃饭、交谈和走访，彼此摸底。武汉军区一些负责人对邓小平重新工作抱有期待，但表达得十分谨慎。
杨勇看得明白。政治气候尚未完全转变，单靠几个人着急并不够，必须让更多有分量的老同志形成共识。因此，他在饭桌上几次欲言又止，话到了嘴边又收回去，只请有关同志多坐一会儿。
有意思的是，这种沉默本身也是一种表态。大家都知道谈的是什么，只是没人愿意把话说得过满。对杨勇而言，南下不是简单的探亲，更不是普通休假，而是在复杂局面中寻找支持和传递判断。
到了广州，许世友设宴接待。桌上的菜摆得很有他的风格：煎鸡蛋、大虾、炒肉，盘子大，分量也足，几乎都是许世友自己爱吃的东西。他请客不讲精致，讲究实在；酒更是少不了。
杨勇因患过敏性肠炎，已经不能饮酒，只能由女儿京京代为陪酒。许世友举杯时，杨勇没有推辞场面，只把实际情况说明白。许世友听后也不强劝，转而与罗瑞卿谈起部队训练和地方情况。
酒过几巡，许世友忽然说：“我让部队上山拉练去了。”这句话没有直接提邓小平，却让杨勇听出了弦外之音。部队大规模行动，需要慎重安排；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也说明许世友并不排斥那种改变。
随后，杨勇和罗瑞卿把话题进一步挑明，提出应当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并为邓小平恢复工作创造条件。许世友没有回避，只表示可以把广州方面老同志的意见如实反映上去。
杨勇随即与耿飚通电话，介绍武汉、广州两地的情况，还试探性询问，能否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纪念活动中，播放邓小平此前致悼词的影像。电话那头沉默片刻，答复说，中央已有安排，由解说员宣读悼词。
这个回答让杨勇意识到，北京方面仍有不同声音，“两个凡是”的影响并未消失。他和罗瑞卿关起门来谈了很久，随后又设法把各地反映的情况转告叶剑英等老同志。事情没有立刻见效，但信息已经传递出去。
1977年2月，杨勇和罗瑞卿返回武汉。广播中仍能听到“两个凡是”的说法，杨勇心里很不踏实。他认为，若不纠正此前对邓小平的处理，政治局面就难以真正打开。
回到北京后，杨勇专程到西山看望邓小平。此时的邓小平身体和精神状态尚可，谈话也很清楚。杨勇看在眼里，心里更加坚定：一个有丰富经验、能够承担重任的老干部，不应长期被排除在国家工作之外。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央党政军领导职务。会场上的掌声持续了很久，杨勇也用力鼓掌。几个月前广州饭桌上的那句“装什么老”，至此已经成了老将之间一段带着火气、也带着信任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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