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7月21日，延安，关向应因肺结核病逝。远在前线的贺龙听到消息后，久久没有说话。等情绪稍稍平复，他对妻子薛明说：“孩子别叫雨生了，就叫鹏飞吧，这是向应同志给他取的名字。”
一个名字，牵出一段并肩二十年的革命情谊，也留下了贺龙对老战友最深的悼念。
关向应出生于1902年，辽宁金县人，满族。青年时期，他亲眼见到民族苦难，逐渐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长期从事青年、工人和军队政治工作，后来成为人民军队重要的政治工作领导人。
他和贺龙的相识，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两人一个善于带兵作战，一个熟悉政治工作和组织建设，许多艰难时刻，往往是军事行动与政治判断同时推进。
1931年前后，贺龙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面临复杂局面，部队建设和根据地发展都承受压力。关向应到来后，没有随波附和，而是从革命大局出发，明确支持贺龙的正确主张。红三军领导机构得到恢复，贺龙继续担任军长。
这份支持并非一句场面话。
部队在洪湖地区遭遇敌军进逼时，贺龙心情沉重。关向应劝他：“难过没有用，先把部队保存下来，组织突围。”话很直接，却抓住了当时最要紧的问题。
突围后，部队人数大幅减少，处境仍然艰险。两人没有互相推诿，而是共同承担责任，反复研究行军路线和根据地转移问题。后来，部队避开敌军主力，转回湘鄂边区，保存了继续战斗的力量。
有意思的是，关向应在这对搭档中，并不只是“政委”两个字所能概括。他既能做思想工作，也能参与军事决策；既坚持原则，又懂得在复杂局面中维护团结。贺龙信任他，正是因为他关键时刻敢讲真话。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20师，贺龙任师长，关向应任政委。两人率部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抗战。部队先后开展多次作战，逐步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9年4月，齐会战斗打响。日军吉田大队深入冀中地区，120师采取内外夹击的办法，经过数日激战取得胜利。这场战斗不仅打击了日军气焰，也说明平原地区并非敌军可以轻易控制的地方。
战场上的配合，靠的是长期磨合。贺龙负责军事指挥，关向应抓部队政治动员、组织纪律和军民关系。一个决定作战方向，一个保证队伍能够拧成一股绳，二者缺一不可。
遗憾的是，长期战争和高强度工作，严重损害了关向应的身体。他早年坐牢时曾遭受摧残，后来又常年跋涉、露宿和作战，肺结核反复发作。1940年以后，病情逐渐加重，中央安排他回延安休养。
他却总惦记前线。
病情稍有缓解，便想着返回工作。1942年，中央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此时的关向应已经难以像从前那样奔走，但仍尽力处理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工作。
关向应养病期间，贺龙常去看望。条件有限，贺龙便亲自设法做些清淡饭菜。有一次，医生说关向应只能喝汤，贺龙吩咐把鸭肉炖烂，再将胸脯肉剁碎放回汤中，尽量让病人多摄取营养。
他对身边人说：“这些年，我们打仗在一起，睡觉也在一起，比夫妻还亲。”
说到这里，贺龙哽住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关向应病情已经很重，却仍然念着东北。他曾对前来看望的同志说，等身体好些，还要回白山黑水之间去看看。那不是一句简单的愿望，而是一个东北人对故乡的牵挂，也是一个革命者对未来战斗的期待。
1946年5月底，他的病痛加剧，常常整夜不能入睡，仍希望再为党工作十年、二十年。只是这个朴素愿望，最终没能实现。
关向应逝世时，贺龙正在前方。延安举行追悼活动，毛泽东、朱德、任弼时、贺龙等都对关向应作出高度评价。贺龙写下《哭向应》，字里行间既有战友离去的悲痛，也有失去重要政治助手后的沉重。
至于“鹏飞”这个名字，缘由还要回到1944年9月28日。那天，薛明在延安生下贺龙的长子。孩子出生时天气不好，身边人便提出“雨生”这个名字，贺龙一度也同意了。
但此前，关向应曾与薛明谈过孩子取名。他们都敬重岳飞，岳飞字鹏举，于是关向应建议取“鹏飞”二字，寓意大鹏展翅，也寄托对孩子将来的期望。
孩子出生后，关向应还在病中。薛明母乳不足，他便把组织上照顾自己的奶粉留给孩子。这个细节，贺龙一直记在心里。
所以，关向应去世后，贺龙才对妻子说：“就叫鹏飞吧。”从那以后，贺龙的长子正式取名贺鹏飞。这个名字没有复杂修饰，却包含着一位父亲对孩子的期盼，更包含着贺龙对关向应无法割舍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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