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张闻天主动请任省委书记，毛主席随后定了什么规矩？

1945年夏天，延安。七大刚刚闭幕，一个消息在党内高层不胫而走——张闻天提出，他不留在中央了，要去东北，去当一名省委书记。

消息传开，不少人面面相觑。要知道，这个人当了将近八年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从1935年到1943年，党的许多重要文件、电报、指示，都出自他手。

毛泽东在七大上当着全体代表的面说过一句话：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开好，“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就是这么一个人，说走就走，不恋栈，不回头。

故事还得从十年前说起。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的时候，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了，湘江的一仗下来，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出头。前途茫茫，人心浮动。博古在会上作了主要的报告，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敌强我弱”，轻描淡写，避重就轻。
接下来发言的是张闻天，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位置很高。他站起来，作了一个后来被党史称为“反报告”的发言，系统地、旗帜鲜明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这个反报告，是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一边行军一边商量出来的，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张闻天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在当众打响了反对错误的军事路线的第一炮。

张闻天并不是一个旁观者,他曾经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的发言要比其他人更有说服力了。因为他是从那种环境里出来的人。所以他讲的话比别人更能够打动人心了。
在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决定了由张闻天来代替博古负起总的的责任。
从此，“洛毛合作”的格局形成了。张闻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两人配合默契，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和强渡大渡河的过程中走到了陕北。

1935年12月，张闻天主持召开瓦窑堡会议，并起草了会议决议，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路线，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的时候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但张闻天这个人，有个特点，不贪权。
遵义会议推选他当总负责人之后，他就觉得自己的位置不完全合适。他曾先后三次主动的提出来“让贤”，第一次是1935年4月红军要派一些人到白区去工作了，他主动请缨，中央没有同意，改派了陈云；

第二次是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搞分裂的时候想要权力了，张闻天为了团结起来，提出把自己的职务让出来，被毛泽东劝止了；

第三次是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后，共产国际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为中共的领袖了，张闻天认为时机成熟了，诚恳地提出来应该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

毛泽东没有同意。他对着洛甫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被广泛传开了：“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党中央的总书记还是要由你来当。”
但是张闻天心里很清楚，自己交权只是早晚的事情了。在开完会之后他就开始主动地把工作渐渐移交给毛泽东了，就连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方他都从自己的窑洞搬到了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
1941年，在延安开始进行整风运动了。张闻天在会上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在那段时期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他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说，而是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改变。

1942年的1月，“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由张闻天化名“张晋西”的率领从延安出发了，他们来到了陕北和晋西北的农村。

这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他们走遍了神府、绥德、米脂、兴县等地的村庄，收集整理了几百万字的资料。他和农民同吃同住，蹲在田埂上问收成，坐在炕头上聊负担。后来他回忆说，过去对农村的了解都是从书本和文件里来的，这次才真正脚踩到了泥巴。

1943年3月份的时候，张闻天调查回来之后，中央的政治局进行了改组，在里面设立了中央的书记处主席这个职务，是由毛泽东来担任的，这样以后张闻天就正式退出了中央领导的核心了。
1945年，在七大召开的时候，张闻天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了，但是他不再负责中央的工作了。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许多人都觉得有些奇怪的决定，那就是要到东北去。
1946年5月，张闻天就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了。合江县在黑龙江的东部，地很大人很少，在冬天零下三四十度的时候。

当时合江是东北匪患最严重的一个地方了，他们境内有土匪最多的时候有四十几股，加起来有一万多人，其中以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和孙久荣为首的“四大旗杆”的势力最大，每支都有上千人。

张闻天到任以后直接领导了剿匪斗争，并且为省委起草了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要求部队“不辞一切辛苦疲劳，穷追敌人，务期将其大部和全部消灭”，并且提出了以发动群众改革封建的土地制度为中心，完成剿匪、支前、发展生产这三项任务的工作方针。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工作以后，合江从土匪猖獗的乱局变成了东北解放区最为巩固的战略后方了。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延安思考另一个问题。
七大前后，党内人事变动频繁，在会议上发言的随意性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有的人在会上滔滔不绝地讲，却没有写成文字材料；有的人批评别人，却没有事实根据。这样，毛泽东就在党内逐步规范会议发言制度了，要求重要的会议发言事先准备书面稿，并且要交存备查。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系统地阐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其中一条就是“安民告示”——开干部会的时候事先要通知大家，像出安民的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他们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做准备。

他还特别批评了一种现象：“有些地方开会的时候，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来了才临时凑合。”
这样做的目的与在七大以后逐渐建立起来的以书面稿作为保存的思想一样，这在进了北京之后，在中央会议的记录以及文件的管理上变得越来越严格了。1950年的时候，中央办公厅建立了完整的会议档案制度。

一条规矩，就这样定下来了。

从总负责人到省委书记，张闻天的位置变了，但他做事的态度始终没变。他不谈自己当总负责人的经历，也不谈七大前后的变化，把全部心思放在了合江的工作上。而毛泽东定下的那条规矩，让党内会议的运行从此有了章法。

有些东西，比位置更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