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冬，淮海战场硝烟未散，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几位主将已经在不同方向承担重任。陈锡联善于把细节抠到极致，陈赓长于用奇谋调动对手，杨勇则敢于硬碰硬。三人的战法差异很大，若只看战果，很容易得出片面的判断。
真正比较兵团级将领，不能只数歼敌多少，还要看他能否在复杂局面中判断敌情、调配兵力，并让部队在压力最大的时刻保持执行力。按照这一标准，陈锡联、陈赓、杨勇各有一长，难以用一句“谁最强”简单盖棺定论。
陈锡联的优势，体现在对战场细节的把握上。湖北红安人，红军时期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抗战初期担任八路军第769团团长后，军事才能逐渐显露。夜袭阳明堡、神头岭伏击、响堂铺战斗，都说明他并非只会冲锋，更重视侦察、部署和协同。
1945年上党战役中，陈锡联指挥太行纵队参加作战。部队装备简陋，面对的是据守城镇、训练有素的晋绥军，他没有急于求成，而是把攻城与打援结合起来。屯留被攻克后，援军进入预定区域，太行纵队又在磨盘垴一带完成包围，逐步压缩敌军。
这种打法不花哨，却很扎实。陈锡联习惯亲自查看地形，反复核对敌我兵力，再把任务分解到部队。有人形容他像一门“指哪打哪”的炮，这个说法虽带口语色彩，却点出了他的特点：火力使用和部队行动，往往围绕一个明确目标展开。
定陶、鲁西南以及宿县作战，陈锡联多次承担啃硬骨头的任务。尤其宿县攻坚，部队迅速切断徐蚌铁路，对淮海战场态势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不足也很明显，偶尔会出现分兵过多、判断偏快的问题，但调整通常较及时。论稳健和执行力，他在三人中最突出。
陈赓走的是另一条路。他早年参加革命，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经历过中央苏区、长征和抗战，长期担任一线指挥员。陈赓并不满足于正面拼消耗，常常先设法制造假象，再寻找敌军部署中的缝隙。
1946年的临浮战役，就是典型一例。太岳部队处在南北夹击的压力下，陈赓没有把兵力平均摊开，而是用一部分部队牵制外围敌军，集中主力攻击孤立目标，最终歼灭号称“天下第一旅”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一旅，并俘获旅长黄正诚。
1947年南渡陇海铁路后，陈赓指挥的陈谢兵团在豫西展开行动。部队多次佯动，使对手无法判断主攻方向，待敌军疲于奔命之际，主力突然集中，迅速打击其指挥机关和核心部队。这种打法，对指挥员的判断力、部队机动能力要求极高。
淮海战役中，陈赓面对黄维兵团，采取层层阻滞的办法，利用河流、村落和交通条件构筑防线，延缓敌军行动，为围歼争取时间。随后又组织土工作业，逐步缩短攻击距离。陈赓的长处是构思全局、调动敌人，短处是对下级环节依赖较多，局部配合一旦出现疏漏，原本精巧的计划就可能打折扣。
杨勇的指挥风格最为刚劲。红三军团出身的他，受彭德怀影响较深，习惯在艰苦条件下打硬仗。抗战初期平型关作战中，他率部反击老爷庙，反复争夺阵地；此后在晋南、冀鲁豫等地，多次以快速穿插和连续突击打乱敌军部署。
解放战争中，杨勇率部四天连克巨野、郓城、嘉祥、济宁等地，显示出较强的连续作战能力。进入大别山后，他一方面以主力行动牵制敌军，另一方面抓住高山铺等战机集中歼敌。部队经常在长途行军后立即投入战斗，考验的不只是战术，还有指挥员对士气和体力的掌控。
淮海战役期间，杨勇所部在张公店作战中打开局面，之后参加围歼黄维兵团，伤亡十分严重。部队多次缩编，仍然坚持作战。杨勇未必像陈赓那样善于设计复杂的诱敌方案，也不像陈锡联那样把每个细节都提前反复推演，但在攻坚和硬战中，他能把部队的战斗意志发挥到极限。
三人放在一起比较，陈锡联像精确而稳重的强攻型指挥员，陈赓更像善于布局和调动的谋略型将领，杨勇则是能够在正面压力下持续突击的硬战型主将。若比较战场谋略，陈赓略占上风；若比较稳健程度，陈锡联更胜一筹；若考察攻坚、持久战和部队承压能力，杨勇的特点最鲜明。
兵团司令员面对的不是一道单纯的算术题。有人长于谋局，有人强于落实，有人敢在最危险处打开缺口。三人的差异，恰好构成了二野高级指挥层中互为补充的作战风格。若必须作出取舍，综合兵团级指挥的完整性，陈赓稍占首位；但这并不意味着陈锡联和杨勇逊色，他们只是把最擅长的本领，用在了不同的战场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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