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0月，上海或宝应的一间书房里，陈式周从报纸上看到周恩来出任政务院总理的消息，已经67岁的他久久没有说话。这个名字，对他而言不只是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也是当年坐在自家书房里翻书、提问的少年表弟。
陈式周出生于1882年，比周恩来年长16岁。两人的亲缘，来自周恩来的嗣母陈氏。1907年，陈氏因病带着9岁的周恩来到江苏宝应娘家养病，周恩来也因此走进了陈式周的生活。
那时的周恩来，乳名“大鸾”，年纪虽小，读书却已经有了基础。陈式周发现，普通蒙馆所教内容对这个表弟来说过于浅显，便让他到自己的书房读书。
“让大鸾读我的藏书吧，他已经不是蒙童了。”
这间书房，后来成为少年周恩来记忆中的重要地方。书架上既有传统典籍，也有通俗小说；陈式周还常给他讲诸子百家、太平天国以及近代社会的变化。两人年龄相差很大，却并不妨碍彼此交谈。
有意思的是，陈式周并没有把周恩来当作只会背书的孩子。他带着表弟走访宝应街巷，经过清代衙署，登临八宝亭，也到京杭大运河河堤附近漫步。一路所见，一路讲解，书本中的历史渐渐和现实世界接上了。
这段相处只有三个多月，却给两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陈氏病情恶化后，母子返回清江浦，不久陈氏去世。周恩来后来离开江苏，陈式周则在上海谋生，但兄弟之间的联系并没有中断。
1913年，周恩来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同年，陈式周进入上海《申报》工作，并兼任家庭教师。周恩来关注社会时局，常把文章和想法寄给表哥。陈式周熟悉报馆事务，便帮助他向报纸推荐。
1920年底，周恩来赴欧洲之前，专程到上海新闸路永泰里与表哥告别。多年未见的兄弟彻夜长谈，陈式周还拿出一部分钱，帮助表弟筹措旅费。次日清晨，他赶到十六铺码头，目送周恩来登上远行的轮船。
抵达欧洲后，周恩来很快写信询问，自己究竟应留在法国，还是前往英国。陈式周结合生活费用和学习环境回信，认为法国更适合。1921年1月30日，23岁的周恩来又写去长信，谈论欧洲见闻，也谈到自己对中国道路的思考。
那封信篇幅很长，内容并非普通家常问候。周恩来承认自己初到欧洲时思想尚未完全确定，但在考察社会现实后，逐渐认识到中国不能只靠温和改良来解决深重积弊。他还劝慰情绪低落的表哥，不要因现实艰难便退避乡间。
陈式周后来继续在报界工作，并支持表弟的写作。周恩来以不同笔名发表关于欧洲政治、工人运动和社会问题的文章，国内读者也由此了解到一些国外情况。亲情与思想交流，就这样交织在两人的书信里。
1924年周恩来回国，之后长期投身革命工作。1927年南昌起义后，报纸上出现不少针对共产党人的攻击文章。陈式周读到后十分愤怒，对家人说：“恩来不是那样的人，他有志气，也有才干。”说完，便把报纸放到一边，取出保存多年的书信和照片。
1930年代初，周恩来在上海工作期间，兄弟二人曾有过接触。陈式周不仅理解表弟的选择，也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掩护。1931年底，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此后双方再次失去联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式周回到宝应。他得知当年陈氏带周恩来居住过的祖屋已经易手，便设法将房屋赎回修缮。房子保住了，表弟却始终没有回来。这个愿望，一拖就是多年。
新中国成立后，陈式周从报纸上确认周恩来已经成为总理，便写信寄去问候，希望兄弟能够重逢。由于来信被当作普通信件处理，秘书按一般事务转办，陈式周收到的复函只建议写信人向当地政府联系工作。
这封公事口吻的回信，与当年周恩来的亲笔长函形成鲜明反差。陈式周没有再写信，并不知道周恩来也在设法寻找他的下落。1954年，陈式周在北京病逝，终究未能与表弟见面。
1964年，周恩来曾委托有关方面到江苏宝应查询陈式周的情况，几经周折，才联系到陈式周的儿子陈莱官。此后，周陈两家逐渐恢复往来。多年积存的书信、照片和祖屋，替两位老人保留了那段未能续上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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