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女生参加反对选择党游行，遭极右翼飞车重伤，含泪讲述终生创伤

维奥拉·马贝尔2020年在亨施泰特-乌尔茨堡的一场示威活动中被一名德国选择党支持者驾车撞倒。时至今日，她仍在与那次袭击的后果作斗争。

记者：马贝尔女士，您是一场种族主义袭击的幸存者。2020年10月17日发生了什么？

维奥拉·马贝尔：我当时和当时的伴侣一起参加在亨施泰特-乌尔茨堡举行的反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德国选择党党代会的集会。我们走在人行道上，正在交谈，我从眼角看到一辆巨大的皮卡从停车位侧面驶上人行道。那只是几毫秒的时间，我意识到它正朝我冲过来。同时我想，“这不可能是真的”。然后我转过身开始跑。我想：“跑，否则你会死。”

维奥拉·马贝尔：

马贝尔：我跑到了一片绿地，心想如果他不想撞我，那里他可以避开。但就在那里他正面撞上了我，从头到脚。判决书中写道，我飞过引擎盖，被抛出好几米远。我记得我感受到内心完全的平静，真的就像人们描述濒死体验时说的那样老套。然后我恐慌地站了起来，因为我喘不上气。我也看不清、听不清。我的前伴侣朝我跑来，哭着，我心想：“天哪，那一定很严重”，然后我也哭了。

马贝尔：

维奥拉·马贝尔，27岁，住在汉堡，学习犯罪学。2020年她成为一场种族主义袭击的受害者。在社交平台上，她讲述她的创伤后果、恐怖主义和种族主义暴力。

马贝尔：一名女警察记录了我的信息，但我完全处于混乱中。然后我听到一声巨响。事后我知道是一名警察朝天开了枪。还知道肇事者还撞了另外两名示威者。在救护车里我还在和急救医生争论，让他千万不要给我母亲打电话，而是我自己来打，因为她如果听说我被车撞了会心脏病发作的。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伤势的严重程度。急救医生让我做好进休克室的准备，他说：“人和汽车相撞从来都是大事。”

我在那里几乎待不下去，第一晚之后就违背医嘱自行出院了。我读到肇事者几个小时后就被释放了。那时我陷入了恐慌。我想他现在会来这里把事情做个了结。某种意义上，我在那天、在那次犯罪中，已经死了。

马贝尔：因为从那以后，所有构成我的东西都消失了。犯罪之前，我风趣、开朗、好奇。我是一个非常有存在感的人，常常是房间里声音最大的那个。这些都不复存在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坐过公交或地铁，几乎只待在家里，和我的狗、我的摄像头和警报器在一起。

记者：也就是说恐惧在犯罪后立刻出现了？

马贝尔：是的。从那以后它从未消失，反而越来越严重。犯罪后的头两三个月我承受着地狱般的疼痛，几乎什么都不能自己做。当身体状况好转时，心理问题才真正开始。那是一段急速下坠的过程。我的治疗被中断了，因为受害者赔偿法不承认这起案件，理由是作案工具是一辆汽车。

因为在这类案件中适用交通法，由机动车保险负责。后来这一点被修改了，自2021年6月起，受害者赔偿法也承认以汽车作为作案工具的犯罪行为。但当时我的状况太差，根本无法真正去处理这件事。现在对我已经没用了，因为事情过去太久了。创伤显然是有有效期的。

记者：您当时在没有治疗的情况下是如何走出危机的？

马贝尔：我现在仍然很不好，我根本不知道这样的创伤到底能不能克服。但至少我还活着。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的狗，没有它我不会还在这个世界上。我2021年从动物保护机构领养了它，它来自罗马尼亚。我的狗比我还害怕，它甚至害怕自己的镜中倒影。我觉得这太有象征意义了，因为我们如此相似。我必须为我们两个坚强起来。所以我要感谢我的狗、我自己的力量和对自己的信念。

记者：为什么您家里装了摄像头？

马贝尔：因为我极度恐惧。害怕事情再次发生，或者同一个肇事者或他周围的人可能把事情做个了结。他坐了将近一年牢，现在又自由了。不能低估纳粹。他们很危险，而且有武器。即使没有武器，他们也会利用日常物品。

记者：犯罪后您在与亲近的人相处方面有过不好的经历吗？

马贝尔：对大多数人来说世界继续转动——但对受害者不是。我理解人们到了一定时候就不再问你好不好了。我也不确定人们是否真的可能理解这样一次袭击的严重性。作为一名黑人女性成为这种事的受害者是什么感受，我认为尤其对白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

记者：即使在非常左翼的政治环境中也不是吗？

马贝尔：对当时许多与我团结在一起的人来说，这起犯罪很快变成了一件政治性的事。人们说：“被打的是一个，针对的是我们所有人。”但我后来意识到：不，针对的并不是我们所有人。我才是那个必须带着后果继续生活下去的人。而作为一名黑人女性，我不能简单地脱下我的“FCK AfD”卫衣就不再是右翼暴力的潜在目标。我有时感觉，我故事的政治象征意义变得比受害者本人过得怎么样更重要。

马贝尔：因危险伤害和严重干扰道路交通被判处三年少年刑罚。他还被指控犯有谋杀未遂，但法院虽然认定他有故意，却不认为他有杀人意图。法官说，她不想评判这起犯罪是否有种族主义动机，尽管她已经认定S。具有极右翼思想。她把决定“交到公民社会手中”。在我看来：毫无骨气。不意外，但仍然令人失望。

马贝尔：他说他很抱歉，但在我看来这个道歉完全不可信。他甚至没有看我一眼。同时他声称自己既不右也不左，不是种族主义者，最多只是有点民族主义倾向。鉴于诉讼中曝光的关于他极右翼思想的内容，我觉得这很难让人当真。他手机里有种族主义和纳粹主义内容，曾穿着伞兵靴、拿着一瓶贴着“帝国汽水”标签的瓶子摆拍。判决后他提起了上诉，但被驳回了。

记者：是否可能存在任何形式的补偿？那会是什么样的？

马贝尔：接下来是民事诉讼，涉及经济赔偿。由于犯罪的后果，我在过去几年里累积了大约800天病假。但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我不认为这次袭击会有一天放过我。因此它也无法被原谅。至于司法方面：我觉得量刑非常低。但比具体刑期更重要的是，这起犯罪的严重程度得到承认。而恰恰这一点没有发生。

记者：您能把失望转化为愤怒吗？

记者：如果您再见到他，您会对他说什么？

马贝尔：我想我会直接摇晃他，问：为什么？我想让他真正理解这起犯罪对我的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至今仍在影响，而且可能还会影响非常非常久。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决定公开、主动地讲述自己的故事的？

马贝尔：过去几年里我反复感觉非常糟糕，以至于我问自己：这样的生活要怎么继续下去？我连续几周几乎起不了床，疼痛难忍，感觉以前的生活几乎什么都不剩了。那段时间我还研究过安乐死。

后来某一天我想起了在这次犯罪之前我是谁。我对自己有多少力量和信任。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一天会重新变回以前的维奥拉。但我感觉到我在一点一点地把自己找回来。公开讲述的决定也由此产生。我要把自己的声音和行动能力夺回来。我会为让人们承认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而斗争，也为我至今缺失的正义而斗争。

记者：然后您就开始在社交平台上谈论这些了？

马贝尔：是的，因为媒体虽然已经报道了这起犯罪和审判，但远远不够。警方最初甚至说这是一起交通事故。另外，我不知道当人们读到一名左翼示威者被车撞了时，脑海中会有什么画面。大概什么都没有。我想展示的是，这个故事背后站着一个有真实生活的人。有个性、有情感、有家人、朋友和目标。我没想到会这么火。

我每发一个视频都会有仇恨评论。这当然会影响我，尤其是数量之多。但还有更糟的。

记者：您的犯罪学学业是否也帮助您应对这起犯罪和创伤？

马贝尔：当然。我想理解激进化是如何运作的，背后有哪些心理机制，以及为什么人们会在某个时刻准备好对他人施暴。这种需求在犯罪之前我就有了。我是一个想理解事物的人。我相信这也是能够改变某些事情的基础。当然，这对我的个人经历也有帮助。能够从学术角度对某些事情进行归类，让我找回了一些方向感。但同时我也意识到，我必须注意不要什么都想理解到它感觉可控为止。有些事情可以解释，但仍然无法让它不曾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