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那座小县城里,我姑姑和陈劲松原本是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
姑姑是县一中的初中语文老师,夏天总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的确良衬衫,说话声音细细软软,下班时推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车铃铛被她擦得锃亮。陈劲松呢,初中没念完就跟着一帮街溜子混,整天骑着一辆排气管被掏空了的“幸福250”,轰鸣着从城东飙到城西,看谁不顺眼就抄起砖头,进过两次收容所,全城的老太太见了他都要绕着走。
他俩的交集始于一次荒唐的修车。那天姑姑的自行车链子在护城河桥头断了,正急得满头大汗,陈劲松正好蹲在桥栏杆上嚼槟榔。他跳下来,三两下把链子接上,满手乌黑的机油,咧嘴冲姑姑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周老师,我这手艺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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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姑吓得脸色惨白,连谢谢都没说,扔下几张皱巴巴的纸币,跨上车子飞也似地逃了。从那天起,陈劲松的生活多了一件正经事——追我的姑姑周晓芸。
陈劲松追人的方式笨拙而蛮横。春天,他不知道从哪片荒山里挖来一整株带泥的野山茶,连盆都没有,用化肥袋子装着,直接墩了在学校传达室门口;夏天暴雨,姑姑下班走到校门口,经常会有一把硕大、油腻的黑色雨伞就迎面扔过来,陈劲松淋得像只落汤鸡,跨在摩托上冲她喊:“拿着!老子皮厚淋不坏!”冬天下了大雪,姑姑晚自习下课,总能听见身后几十米外有摩托车发动机低沉的哼哼声,车灯把姑姑前面的雪路照得雪亮,陈劲松就那么远远跟着,既不上前,也不离开。
姑姑当时烦透了他,她当着全校老师的面把那株山茶花扔进过垃圾堆,也当街把那把破雨伞摔在陈劲松身上。我父亲带着两根扁担去城北找过陈劲松,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警告他再敢跟着周晓芸就打断他的狗腿。
陈劲松任凭我父亲唾沫星子喷在脸上,手里捏着烟卷,咧嘴笑着说:“大哥,你打,打断了腿我爬着也得看她上下班。但你们放心,我没碰她一根指头,我就护着她,这县城黑灯瞎火的,坏人多。”
我父亲当时气得七窍生烟,回来说这人是个不要命的滚刀肉。
后来我姑姑谈了一个男朋友,男方是县粮站副站长的独生子,中专毕业,在物资局上班,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斯斯文文。订婚那天,两家人在县城最大的国营饭店摆了两桌。陈劲松就坐在饭店对面的台球摊旁边,买了一整箱劣质的二锅头,带着他的兄弟们一瓶接一瓶地灌。
饭局散的时候,姑姑挽着未婚夫的手走出来,陈劲松已经喝得吐了一地,整个人瘫在马路牙子上。未婚夫皱了皱眉头,低声骂了句“下作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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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姑停下脚步,看了陈劲松一眼,眼神里是冰冷的厌弃,随后挽紧未婚夫的胳膊,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天夜里,陈劲松在护城河边把那辆他视作命根子的摩托车踹翻进了河沟,他在河滩上坐到天亮,一身泥水地回了家,当时所有人都以为陈劲松该死心了。
随后男方那边开始张罗买家具,姑姑的脸上有了待嫁女子的红晕,家里连红被面都缝好了三床。
但命运的转折往往猝不及防,甚至带着某种残忍的戏剧性。
那年秋末,姑姑在讲台上突然晕倒。起初以为是备课太累贫血,送到医院一查,血小板低得吓人,骨髓穿刺的结果两天后出来——急非淋白血病M2型。医生背着姑姑对我父亲说,这种病凶险得很,唯一的生路是化疗后做骨髓移植,得准备三十万,还得有配型。
未婚夫一家在得知确诊的第三天就登了门,那个平日里斯文儒雅的年轻人没有来,来的是他的母亲。老太太那天的的话说得滴水不漏却字字诛心:“晓芸是个好姑娘,但这病……我们家三代单传,担不起这个风险,婚事就到此为止吧。”
未婚夫退婚的消息传到医院那天,姑姑偷偷拔掉了输液管,把床头柜上的玻璃水杯砸碎,捡起一块锋利的碎片就往手腕上割。值班护士发现得及时,抢了下来,姑姑躺在病床上,眼泪顺着凹陷的面颊往下淌,看着天花板喃喃地说:“别治了,让我走吧,我不拖累谁。”
就是在这个时候,消失了快半年的陈劲松撞开了病房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