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0年冬，黑龙江北大荒农场，童陆生端着一碗姜汤，走进一名重感冒职工的住处。窗外北风刮得紧，屋里几个人咳嗽不断。这个曾在战场上任职的少将，此时却成了农场职工口中的“童大夫”。
姜汤只能缓解一时。童陆生便托人从北京、西安、上海等地购来中成药，又找来中医典籍，从药性、脉理和方剂学起。五个月后，他已经能记住二百多味中药的用途，半年左右开始为职工开方。
有意思的是，他学医并非为了谋一份职业，而是因为看见身边的人受苦，觉得自己不能袖手旁观。农场职工曾对他说：“您给大家帮了大忙。”童陆生回答：“都是同志，能做一点就做一点。”
那封写给毛主席的信，也是在这样的处境中写下的。到北大荒后，童陆生对自己的工作安排和生活状况有些想不通，便把情况如实汇报，并请求组织帮助。毛主席读到来信后，批示给罗荣桓，要求尽快调查处理。
这并不是毛主席第一次听说童陆生。抗战时期在延安，两人曾有过交谈；后来在山东、重庆和南京的工作中，童陆生也多次承担重要任务。毛主席知道他的经历，因此这次批示，并非对陌生人的泛泛关照。
童陆生1901年出生于湖北黄陂，青年时期就读云南讲武堂韶州分校。北伐期间，他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五师第十三团参谋长。大革命失败后，他随李富春等人在鄂西活动，并参与公安暴动。
1932年，童陆生在杨虎城部任职，参与了西安事变前后的相关工作。抗战爆发后，他又在许权中部队担任参谋主任。忻口战役期间，他负责前线联络，曾建议部队撤退前集中火力射击，以掩护转移并减轻弹药携带负担。
真正改变他人生方向的，是从绥德前往延安。童陆生见到老领导李富春后，获悉毛主席正在凤凰山窑洞撰写《论持久战》。毛主席询问西安事变后的情况，也询问忻口战场的细节。童陆生答得简洁，谈话涉及抗战形势和敌后游击战。
1940年，童陆生调回延安，后来在抗大三分校任军事教员。七个月里，他编写军事教材，还提出将标图中的红色用于表示我军、蓝色用于表示敌军。这一细节后来成为我军军事标图的一种惯例，反映出他做事注重实用。
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童陆生作为中共方面的军事代表参与三方会谈。谈判地点后来转到南京。1946年秋，国共谈判破裂，他返回延安，进入中央军委作战部门工作。
1947年3月，胡宗南部大举进攻陕北，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童陆生负责一部分机关人员转移，率队东渡黄河，前往晋绥地区。那段路并不平静，既有敌情，也有山路和河流阻隔。
同年夏天，毛主席要求部分参谋人员返回陕北前方工作。童陆生受命带四名参谋赶路，几天后抵达中央所在地。毛主席问起两岸群众生活、绥德桥梁和边币流通情况，童陆生逐一作答。
随后，他又接受一项特殊任务：护送八担重要文件，交给后委负责人。队伍共十二人，沿途要避开敌军，并寻找安全渡口。正值夏秋之交，黄河水势上涨，童陆生绕道佳县以北，设法借船渡河，最终将文件完整送达。毛主席得知后，对他的工作给予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童陆生先后在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和军事科学院任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本人对待遇和名次一向看得很淡，生活也十分俭朴。到了北大荒，这种性格并未改变。
罗荣桓曾着手了解他的情况，但因病重并于1963年逝世，相关事情一度搁置。北大荒职工平日照料童陆生，还请他讲革命经历。面对这些普通劳动者，他便把精力转向治病救人，逐渐在农场形成了独特的“义务诊所”。
后来，中央有关领导得知童陆生在东北，周恩来还向叶剑英询问他的近况。童陆生返回北京后，一度没有具体工作，便继续义务行医。1979年，他受聘担任北京现代管理科学函授部顾问，同时整理早年经历，写下关于杨虎城、西安事变以及重庆南京谈判的回忆文章，部分文字后来刊载于有关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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