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岁老妇被抬上担架赶出家门！西班牙炸了，桑切斯宣布提前大选

一位87岁老妇人被房产管理公司抬上担架、赶出家门的冲击场面，引爆了西班牙社会积怨已久的住房危机，更进一步触发了桑切斯政府的执政危机。在休达移民惨案、亲友腐败案件及全国住房问题等多重压力下，10月5日，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宣布提前大选。

对于这场突然的大选，西班牙国内的政治势力正在抓紧时间整合，未来两个月内的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西班牙国内有声音认为，桑切斯打算利用此次住房危机，将西班牙保守派和反对派描述成解决住房问题的障碍，从而收复支持，完成一次艰难的连任。但桑切斯能顺利赢下这个赌注吗？当然，也有西班牙学者从此次住房危机出发，揭露了全欧洲范围内的住房问题，这是一个警钟。

西班牙提前大选：佩德罗·桑切斯的最新赌注会赢吗？

10月5日，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宣布提前举行大选，定于11月29日投票，将选举提前了10个月。

执政的主要优势之一，是能够塑造政治议程。西班牙的制度还赋予现任领导人召集（或不召集）提前选举的权力。那么，桑切斯为何选择现在举行选举？

表面上看，这个时机似乎颇为蹊跷——桑切斯领导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及其领导的政府数月来一直承受着巨大压力。

工人社会党内部圈层和桑切斯本人多年来一直遭受腐败指控的困扰。休达危机雪上加霜——它把移民辩论引向了安全和驱逐方向，远离了桑切斯主张的合法化、就业与融合的立场。

但最近的突发事件让住房问题成为焦点。

87岁老妪玛丽卡门·阿巴斯卡尔（Maricarmen Abascal）因无力缴纳高涨的租金被赶出家门一事，在西班牙各地引发抗议：她在马德里居住了70年的住所被一家投资基金收购后，租金上涨230%。抗议人群在各大城市中心扎营示威。【注：据BBC称，房产管理公司Urbagestión最初要求阿巴斯卡尔每月支付2650欧元（约合3018美元），随后提出可以接受1650欧元（约合1879美元）的月租。但即使是后面这个数额，也超过阿巴斯卡尔每月领取的养老金总额——约1400欧元（约合1537美元）。】

被驱逐出家门的87岁老妪玛丽卡门，于10月7日在医院病逝。

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于9月29日批准了两项紧急住房法令。10月2日，议会否决了这两项法令——保守派的人民党（PP）、极右翼的Vox党（注：中译“呼声党”）和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政党Junts【注：加泰罗尼亚语“Junts per Catalunya”，简称Junts，中译“一起为了加泰罗尼亚”】都投了反对票。

这次失败再次凸显了政府在议会中的脆弱地位。但这也为桑切斯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可以通过宣传其执政联盟曾提出但被议会否决的措施，来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

对桑切斯而言，围绕“获得体面且负担得起的住房”展开辩论，比腐败指控、针对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相关人员的争议性特赦，或是右翼渲染的休达“移民入侵”等议题，是更有利的政治阵地。

塑造竞选的核心议题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胜利。桑切斯的时机选择表明，他试图将住房问题作为本次大选的核心议题，并以此动员那些心怀不满的选民。但他能否在未来两个月内持续保持这一焦点，并将其转化为选票，目前尚不确定。

住房成为中心

西班牙各地爆发的住房抗议和扎营示威已经表明一点：普通民众能够塑造政治议程，并将住房等问题推到全国辩论的中心。这场大规模动员向政府施加了采取行动的压力，桑切斯随即颁布了两项紧急法令作为回应。

但这些法令的失败暴露了本届议会的一个根本性弱点。2023年11月让桑切斯重返总理之位的微弱议会多数，从未为其政府的立法提供可靠支持。Junts的支持尤其反复无常。

在否决住房措施时，Junts再次与人民党（PP）和呼声党（Vox）站在了一起，后两者都强烈反对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政党并非仅受独立诉求驱动——意识形态分歧和相互冲突的政策偏好，有时可能会压到更宽泛的意识形态考量。

9月26日，西班牙马德里一场住房抗议活动中的示威者高举横图，上面写着："Ni una Maricarmen más. Señalemos a los culpables"。（“不要再有下一个玛丽卡门。让我们指出罪魁祸首。”）

另一起住房争议加剧了政治对立。2026年7月，有报道称，由人民党领导的马德里自治区政府花费630万欧元购买了一套豪华顶层公寓，用作临时“办公室”。这对左翼而言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政治画面：一位年迈的租户被迫搬离家园，而右翼却用公款购买了豪华公寓。

因此，随着大选临近，住房问题为桑切斯提供了一个继续掌握主动权的途径。他目前的挑战，是将街头表达的愤怒转化为投票箱前的参与。

他已经在采取措施以维持这一势头。宣布提前大选后，政府已表示计划通过国会常设委员会（Diputación Permanente）推动受阻的住房法令修订版获得通过——该委员会是一个规模较小的议会机构，在国会解散期间仍继续行使基本职能。

政党领袖

尽管在议会遭遇挫折，且党内成员及桑切斯家人卷入腐败指控，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桑切斯领导下仍保持着高度团结。

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左侧的各政党中，局势则不太明朗。一个名为“广泛阵线”（Frente Amplio）的新选举联盟，仍未商定其领导层和成员名单。前巴塞罗那市长阿达·科劳（Ada Colau）和卫生部长莫妮卡·加西亚（Mónica García）都是讨论中的人选之一，而左翼政党“我们能”（Podemos）尚未确认是否加入该联盟。

在右翼阵营中，呼声党（Vox）的领导层仍以圣地亚哥·阿巴斯卡尔（Santiago Abascal）为核心，而阿尔贝托·努涅斯·费霍奥（Alberto Núñez Feijóo）则率领人民党（PP）再次尝试组阁。若未能当选总理，费霍奥将面临新一轮压力。鉴于他在2023年虽以第一名身份胜出却未能执政，若此次再度失败，他将更难向公众交代。

地区性和民族主义政党——在巴斯克地区、加利西亚以及加泰罗尼亚——也将左右选举结果，尤其是在人民党和呼声党未能达到多数的情况下。

2026年10月2日，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在议会发表讲话。

策略性投票

西班牙的选举制度可能有利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西班牙议会通过各省选区的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但许多省仅选出寥寥数名议员，使得小党难以赢得席位。因此，索里亚（2席）或特鲁埃尔（3席）等农村省份获得代表席位的机会，与马德里（38席）、巴塞罗那（32席）和瓦伦西亚 （16席）等城市中心截然不同。

这促使选民采取策略性投票。一些左翼选民可能会选择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而非更符合其政治倾向的政党，因为他们认为该党更有希望赢得席位并阻止右翼获得多数席位。桑切斯也许会从中受益，特别是如果左翼阵营的各党派仍处于分裂状态之时。

但目前的民调显示，左翼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公司（RTVE）10月5日的民调平均值显示，人民党（PP）和呼声党（Vox）合计席位超过200席，远超获得绝对多数所需的176席。民调还显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将遭遇席位损失，而左翼联盟“苏马尔”（Sumar）的席位比例下降幅度将更为陡峭。这些估计仅涵盖现有政党，意味着尚未将正在崛起的“广泛阵线”（Frente Amplio）计算在内。

尽管如此，只从这些数字来看，由人民党领导、呼声党支持的政府似乎是最可能的结果。

不过，RTVE在2023年的民调平均值也曾显示人民党和呼声党将获得多数，而这一结果并未在投票日成为现实。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增加了得票份额，桑切斯通过与Sumar达成协议，并在地区和民族主义政党的支持下重新上台。

民调本身也很重要。它们既能告知选民、引导策略性投票，也能影响选举本身——要么通过“从众效应”把选民拉向明显的赢家，要么通过“弱者效应”为落后的政党激发支持。

对左翼来说，人民党-呼声党联合政府的前景本身就可能催动民众参与。对2023年的一种合理解释是：右翼在此前的地方和地区选举中的胜利，通过制造“弱者效应”动员了选民。

类似的情况可能在11月29日再次上演，尽管右翼目前的民调优势比2023年更大。住房问题也许帮助左翼重获支持，策略性投票也可能强化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但关键问题是：这两者是否足以阻止人民党-呼声党获得多数席位。

西班牙的住房危机给全欧洲敲响了警钟

当87岁的残疾老妪玛丽卡门·阿巴斯卡尔（Maricarmen Abascal）被赶出她在马德里的住所时——她已在那里住了71年——数百人聚集在她家门外，试图阻止这一幕的发生。她最终被强行带离大楼，用担架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

她的被逐引发了一波持续的抗议浪潮，抗议对象是一场对许多人来说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就挥之不去的住房危机。

但随之而来的抗议，并不只是关于一位老妇人的遭遇，而是反映了一个超越西班牙国境的更深层问题。在全欧洲，还有无数像玛丽卡门一样的人，正面临着寻找和保住栖身之所的类似困境。

西班牙的社会住房危机

在西班牙，矛盾格外刺眼。西班牙宪法第47条承认“体面和适足”住房的权利，并要求公共权力机构创造“使这一权利得以实现所必需的条件”。

西班牙的社会住房少得惊人。据估计，社会住房仅占住房存量的1.5%至3.3%，各地区之间有所差异。

西班牙承袭了佛朗哥独裁时期遗留下来的住房模式，这个模式历史上以自有住房为导向，结合了补贴性抵押贷款、税收激励和公有住房的系统性私有化。这些政策让无数家庭在金融泡沫形成前的几十年里更容易购置房产，但也使得西班牙社会租赁住房部门的规模相对较小。

2008年金融危机将这一住房缺口推到了公共辩论的中心。随之而来的驱逐浪潮暴露了该体系的局限性：这个体系把公共投资转移到了私人住房领域，使失去住房的家庭几乎没有社会住房可供选择。

住房权运动把这一问题推上了政治议程，促使2013年以来在地区和中央层面陆续出台改革。

一个权力下放的体系

住房事务在西班牙很大程度上是下放的。全国17个大区——即所谓的“自治区”（Comunidades Autónomas），各自拥有自己的议会和政府——负责制定本地区的住房政策。

一些大区利用其自主权，对拥有大量空置房产的大地主加以遏制，或对旅游住宿进行监管，加强对面临被驱逐者的保护。也有一些大区选择不干预住房市场。这些差异造就了西班牙内部不同的住房模式。

加泰罗尼亚和马德里就体现了这种对比。马德里采取更市场化的模式，而加泰罗尼亚政府则实施了更广泛的住房监管。

过去十年间，西班牙中央政府在住房政策制定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主要依据其宪法赋予的经济事务管理权以及保障权利行使平等的权力。这一进程最终促成了2023年《住房法》的出台，这是西班牙首部关于住房权的全国性法律。该法授权各自治区在指定的“住房压力区”设定租金上限，并配套更强有力的租户保护。

但进一步的措施在政治上却困难重重。中央政府3月份批准的一项住房法令被议会否决，而7月流传的一份提案则因未获得足够的议会支持，未能付诸表决。

玛丽卡门的被逐再次将住房问题推到公共辩论的中心，并已推动各方达成通过新住房立法的协议。但西班牙的经验表明，任何单一的法律或监管措施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住房体系是数十年间建成的——数十年的投资不足和无所作为，不可能通过几项立法变革来扭转。有意义的改变需要长期持续的努力。

德国讽刺性政党“Die PARTEI”在2025年联邦大选期间聚焦住房市场问题。

欧洲：权利与住房短缺的对决

玛丽卡门的遭遇并非西班牙独有。在荷兰、德国和法国等国，不断上涨的租金、稀缺的社会住房、不稳定的租约，以及旅游业和投资带来的压力，正导致住房越来越难以获得。

爱尔兰的危机尤为严重。我们关于爱尔兰和西班牙的比较研究发现，尽管两国法律体系和住房传统不同，但结局相同：严重且旷日持久的住房无保障，导致驱逐和无家可归。

随着全国范围内租金飞涨，爱尔兰已围绕是否应在宪法中写入明确的住房权辩论了数年。宪法层面的承认可以强化住房的法律地位，并塑造住房政策的发展方向。

但西班牙提供了一个警示性的例子：即使在宪法中写入了住房权，但正式的法律宣示并不充足。一项权利还需要强大的制度——经过时间积累、能将其付诸实施的制度——通过社会住房、公共投资、租户保护和能够应对市场变化的政策来实现。

因此，西班牙的经验指向一个更宽泛的问题。紧急措施可以防止弱势群体被强行赶出家门，但这只能提供临时性的解决方案。归根结底，住房权只有通过让“适足、安全和可负担的住房”对所有人可及的条件“逐步实现”，才能得到保障。近期欧洲各地住房监管变革的目标——更不用说西班牙大街小巷和广场上高涨的大规模公众抗议浪潮——表明了一个充满希望的趋势：人们正在重新思考住房，将其视为一项权利，而非简单的市场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