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三年。
一九九三年春天，东门这一片七个场子，都归加代看。
歌厅一个，帕斯厅两个，洗浴一个，酒水档口一个，街口的小场子两个。
看场子的十六个人，都是加代手底下的。
“这个月的月钱发下去了。”远刚说。
“多少。”
“十六个人，七千四。”远刚说，“大勇家那个小的病了两回，我先垫了三百。”
“垫了就垫了。”加代说，“你跟他说，先顾家里，场子里有人替他。”
那年头看场子一个月挣四百到六百。
一家三口一个月吃饭一百八，孩子上学一学期三十，谁家里有一个病人，那点月钱就不够。
东门里头有个旧院子，三间房，一口大锅，四张八仙桌，那是加代给兄弟吃饭的地方。
院子里的规矩是加代定的：饭管够，酒一人二两，谁在场子里抽头多拿一分，谁走。
“哥，大勇媳妇来了。”小武说，“说想在场子里找个活。”
“让她去酒水档口，一天八块。”
“她说不要钱，帮着看就行。”
“不要钱不行。”加代说，“她做一天，我给一天。”
“那大勇的面子……”
“面子是面子，工钱是工钱。”加代说。
那年头东门一片的场子怎么论归属，讲三层：谁出钱开的，谁看场子，谁在街面上说得上话。
三层都在一个人手里，这个场子才站得住。
加代的三层都在手里。
“哥，老七问我一句。”小武说，“东门这一片，是咱们的？”
“是咱们看的。”
“怎么看的。”
“九一年，洗浴那间老板跑了，欠了二十三个人的工钱。”加代说，“我替他把工钱发了，四十天，一天一百二。场子就归我看。”
“歌厅呢。”
“九二年，歌厅欠了整条街的酒水钱，我接的。”
“帕斯厅呢。”
“帕斯厅是拿表行挣的钱顶下来的。”加代说，“一间一间，都是拿命换的。”
“那老七再问我，我怎么说。”
“你说，谁在东门场子里看场子，谁就有饭吃。”
“哥，出了点事。”小武推门进来。
“说。”
“东北来了个人，叫佟宝山。上午派人到歌厅来了。”
“什么人。”
“三十来岁，一米八，带二十多个亡命，个个都敢下手。”小武说，“他要收编咱们手底下一批人。”
“怎么个收编。”
“他的人来替咱们看场子。”小武说，“场子还是咱们的，人归他管，一个月给他八千。”
“原话呢。”
“他说，加代在东门看了三年，也该歇歇了。”
隔了一天，那个东北人自己上门了。
他叫小崔，二十来岁，进门把帽子往桌上一放。
“你们代哥呢。”
“他不在。”铁子站在柜台后头。
“那我把话撂这儿。”小崔说，“佟爷讲了，你们跟着加代，一个月四五百，够干啥。”
“够吃饭。”
“跟佟爷，一个人先给三千。”小崔说，“家里有病有灾的，佟爷出钱。你们自己寻思寻思。”
铁子没接他这句。
小崔把帽子拿起来，走出门，回头又添了一句。
“代哥回来你告诉他，这事儿拖不了几天。”
加代把茶杯搁在桌上。
“先递话。”他说，“告诉他，我在东门等他吃饭。”
隔了两天，歌厅门口站了人。
一天三个，两天五个，站着不说话，也不进去。
站了两夜，客人吓跑了一半。
“哥，昨晚走了二十来个客人。”小武说，“一个包间的订金退了三百。”
“门口站着的呢。”
“走了，换了一批来的。”小武说，“哥，打唔打。”
“哥，昨天有个熟客问我。”小武又说，“门口站着的是不是咱们收数的人。”
“你怎么说的。”
“我说不是。”
“说了他也不信。”加代说。
“不打。”加代说，“门口是街面，打起来吃亏的是我们。”
再一晚，门口那几个人开始叫号。
“加代呢。叫你们老板出来。”
“有事说事，别在门口站着。”
“你算哪一号。”
“我算看场子的。”
那个人往前一步，一只手薅住大勇的领子，另一只手往脸上扇。
大勇一低头，胳膊抡过去，两个人在街边滚在一处。
门口另外三个也上来了，铁子从歌厅里抄了一张凳子出来。
街上打了不到两分钟，大勇嘴角见了红，对方一个人额头上磕破了皮。
巡夜的过来，两边散开。
大勇回屋擦脸，一句话没说。
“伤哪儿了。”加代问。
“嘴上。”
“去诊所。”
“不用。”
“去。”加代说，“药钱场子出。往后门口再有人叫号，进屋关门，别接。”
又过了三天，加代手底下七个人没来上工。
“大勇、铁子、三旺、阿良、小福、老蔫、德子，七个，昨晚都没来。”小武说。
“去哪儿了。”
“西头那家饭店后堂。”小武说，“佟宝山要在那儿开香堂。”
“开香堂收干儿子。”加代说。
那年头开香堂不是小事。一炉香，三杯酒，一张红纸，纸上写的名字是要认一辈子的。谁在这条街上把香堂开成了，谁就能在这条街上收人。
“他放的话是，堂一开，七天之内东门归他。”小武说，“谁愿意认他做干爹，一个先给三千，家里有事他出钱。”
加代用手指在桌上敲了两下。
“他家七个人，一家一家去问。”加代说，“问他们家里什么情况，被许了什么。”
“香堂在哪儿开。”
“西头那家饭店后堂，明天中午。”小武说，“他们把四张八仙桌都并上了，香炉也摆好了。”
“哥，去不去。”远刚问了一句。
“去。”加代说，“搬椅子。”
“搬多少。”
“院子里的都搬，你数一数。”
“三十把。”
加代先托人。
东门开茶楼三十年的梁伯，七十多，街面上的人叫他老七叔。
“老七叔，我请您走一趟。”
“我去。”梁伯说，“宝山那个人我听过，东北来的，敢动手。”
梁伯去了半天，回来。
“他怎么说。”
“他说，他不跟人讲数。”梁伯说，“他讲人。人愿意跟谁，是人的事。”
“他还说什么。”
“他说，你东门看了三年，该让一让。”
“老七叔，您同他讲，我这三年，场子里没有一个兄弟拿过客人的钱。”
“我讲了。”
“他怎么说。”
“他说，那是你不会做买卖。”梁伯说，“加代，我同你讲句实在话。这人不讲理，可他也不乱来。他是要吃饭。”
“老七叔，我请他吃一桌。”
“他不吃。”梁伯说，“他说那天堂上见。”
隔天加代备了三万块钱，自己去了佟宝山住的那间饭店。
佟宝山坐在堂里，跟前摆着一碟花生米，一坛酒，两个东北来的人站在两边。
“佟老板。”加代把钱放在桌上，“三万，算我给兄弟们的饭钱。东门的事，不算。”
佟宝山看了一眼那堆钱，笑了。
“加代先生，你这钱我收。”
“收就好。”
“钱我收，人我也要。”佟宝山说，“街口那两个场子，你让出来。你让了，我还认你这个朋友。”
“场子是我的兄弟吃饭的地方。”
“我的人也要吃饭。”佟宝山说，“我来深圳两年了，站不住脚。你有七个场子，我两个。”
“你手底下多少人。”
“二十六个。”佟宝山说，“一个人一个月三百，一个月就是七千八。我不给他们找饭吃，他们就走。”
“你找饭吃，别踩着我的人。”
“我踩的是愿意跟我的人。”佟宝山说，“加代先生，你那七个人我一个一个挑的，挑的都是家里最缺钱的。”
“你还挺讲究。”
“我不讲究别的。”佟宝山说，“我讲究谁肯跟我吃饭。”
“一个都不让。”
“那你摆一桌，我们讲数。”佟宝山说，“茶楼，你说地方。”
隔天中午，街上那家茶楼，加代摆了八个人的席。
佟宝山来了，带了四个人，进门嗓门就比谁都大。
“加代先生，这桌菜我吃，话我先说明白。”
“你说。”
“街口那两个场子，让出来。”
“不让。”
“那七个人，我留。”
“你留不住。”
“东门这一片，七天之后是我的。”佟宝山说，“我不是跟你商量。”
“加代先生，你知道我为什么挑你那七个人。”
“家里最缺钱。”
“对。”佟宝山说，“你手底下十六个人，我挑七个，挑的都是家里有病人的。”
“你有本事。”
“我没本事。”佟宝山说，“我在北边混了十年，到了南边，连一间自己的场子都没有。”
加代把手里那碗茶搁下，站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