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一年。
罗湖有条长街，两头各一个路口，中间三十几家铺面。
钟伯的小食铺在街中段，门口一口黑锅，一天卖两三百块。
钟伯五十七，蓝布褂子洗得发了白，笑起来两只眼睛就没了。
加代认钟伯，比这条街上任何一个人都早。
一九九〇年四月，加代从广州过来，落脚就在这条街上，身上剩三十七块钱。
他找了半个月的活没找着，夜里睡铁皮棚子。
那天下午他走进钟伯的铺子，站在门口没坐。
“一碗粉。”
“一蚊二。”钟伯从锅后头抬头。
加代在兜里摸出八毛钱。
“我差四毛。”
钟伯看了他一眼，把碗端过来搁在台面上，又往碗里多抓了一把粉。
“食啦。”
“我有钱。”
“你有就食。”钟伯说，“人饿到眼都花了，还讲乜面子。”
天黑他又去了，钟伯把一碗面推过来，没等他开口。
“后生仔，你从哪儿来。”
“北京。”
“北京咁远。”钟伯在围裙上擦手，“来深圳做乜。”
“找活。”
“找到没有。”
“还没有。”
“没找到就食。”钟伯说，“一餐两餐，我供得起。”
加代在那口灶前吃了五十三天。
“五十三天。”后来他跟钟伯算过一回，“一天两顿，一顿一块二，一百二十七块二。”
“你算这么清做乜。”
“我怕忘了。”
“忘了就忘了。”钟伯说，“一碗粉的事。”
“在哪儿找着活了。”钟伯问。
“街尾表行，给人家看柜台。”加代说。
上工头一天，他把攒下的六十八块钱塞进钟伯围裙兜里。
钟伯把钱掏出来，塞回他手里。
“唔使。”
“钟伯，我吃了五十三天。”
“我讲过唔使。”
“您不讲，我也得讲。”
钟伯把钱拍回他掌心，拍得挺响。
“后生仔，我今日唔收你钱，唔系我舍得。”钟伯说，“系你身上就咁多。你收返，先去买件衫。”
加代没再说，把六十八块压在灶台上那只盐罐底下，扭头就走。
三个月后他回来一趟，钟伯把那六十八块原样递给他，一分没动。
“钟伯，您留着买米。”
“我唔要你的米。”钟伯说，“我同你讲一句，你记住。你有一日吃饱了，见到有人饿，你开门就得。”
“我记住。”
“记我冇用。”钟伯说完，低头去舀粉了。
那年秋天加代在深圳站住了脚，做表行，做酒水，做场子。
后来他隔三差五来一趟，吃一碗粉。
到了四月，这条街上来了新的人。
米铺的老李跑到加代的场子里来。
“代哥，街上来了三个人，挨家挨铺走。”
“什么人。”
“陈老大的人。”老李说，“四十来岁，个子矮，走路慢，说话软，手上戴一只金表。”
“什么数。”
“看街费，一家八百，一个月一收。”
“什么叫看街费。”
“月钱。”老李说，“街面上一家一家收的月钱，名目叫看街费。”
“多少家。”
“三十六家。”老李说，“交了的门口挂一块红纸牌，牌上一个字没有，就是红的。没交的就空着，谁看谁知道。”
“八百是多少。”
“一个工人一个月挣三百多。”老李说，“八百是两个月工钱。这条街上租一间铺面，一个月三百五。”
“三十六家乘八百。”
“两万八千八。”老李说，“一个月。”
“他手底下几个人。”
“收数的三个，阿尾、阿六、阿贵，一人管十来家。夜里还有两个人巡街。”老李说，“街东那两条街，加上码头边上一间仓，也归他看。”
“陈老大把这条街当一间铺子在经营。”加代说。
加代在街口见过陈老大一回，那只金表的表盘上，字排偏了一点。
头一个月，三十六家交了二十九家。
钟伯没交。
收数的人隔了两天走到钟伯的铺子门口。
“钟伯，你这一家的数。”
“我冇数。”钟伯在灶前头没回身。
“一家八百。”
“我在这条街上卖了十三年粉。”钟伯说，“我唔使人看街。”
“你讲乜。”
“你同陈老大讲，我钟伯一天卖两三百，一个月白做四天，我做唔到。”
那个人站了一会儿，走了。
隔天早上，钟伯的铺子就出事了。
钟伯那天刚开门，锅里的水还没烧开，三个人从门口进来，一句话没说，两手一抬，把靠门的两张台掀翻了。
碗摔了一地，案板上的盘子也跟着下来。
钟伯从灶前冲过去，拦在灶台那口锅跟前。
“你哋做乜。”
那人抬手一推。钟伯往后倒，后腰撞在案板上，一锅刚烧滚的汤从灶口翻下来，全泼在他两只手背上。
钟伯手一缩，没出声。
那人临走把锅拎起来砸了一下，锅底裂了一道口子，门口撒了一地碎玻璃。
钟伯把手插进水缸里，插了半个钟头。
“哪个人干的。”隔壁的人站在门口问。
“唔知。”钟伯说。
“你报警。”
“我一个人，卖粉的。”钟伯说，“报乜。”
隔天钟伯照常开门，两只手包着纱布。
加代是隔了一天知道的。
“代哥，钟伯让人掀了铺子，手烫烂了。”老李站在门口喘气。
加代当天下午就来了。
“钟伯。”
“加代。”钟伯把手往围裙后头一藏，“你来做乜。”
“手怎么样。”
“唔关你事。”
“钟伯。”
“你有你的买卖，我卖粉的，我一个人，唔值得。”钟伯说，“你手底下那帮人要食饭。”
“一九九〇年四月，我在这口灶前吃了五十三天。”
“我讲过，唔使你记。”
“这事哥来处理。”
“加代。”钟伯抬起头看他，“你唔好为我把你自己搭进去。”
钟伯那天从灶台说到天黑。
“街口摆凉茶的那个许伯，还在不在。”加代问。
“在。”远刚说，“七十了，潮州人，在这片卖了三十年凉茶。”
“请他走一趟。”
加代备了两条烟一瓶酒，一百六十块加八十八块。
许伯去了半天，晚上回来。
“老许，他怎么说。”
“这条街他看了四年。”许伯说，“一家八百，唔系钱的事，系街上要有一个讲话的人。”
“他还讲乜。”
“他讲，你一个做表行的，做你的表得啦。街上的事唔关你事。”
“我请他吃一桌。”
“他唔来。”许伯说，“他讲有事上他茶庄讲。”
隔了一天，他备了五万现金，装在牛皮纸袋里，自己去了陈老大的茶庄。
茶庄后头一间屋，一张长桌，桌后一把太师椅。
“陈老大。”加代把纸袋放在桌上，“钟伯那一间，我替他交。五万，一年的数，一次过。”
陈老大端起茶碗，没看那个纸袋。
“加代先生，你的表行我听过。”
“五万，你点一下。”
“钱我收。”陈老大说，“不过你只替一家交，街上三十六家怎么讲。”
“别家的事我唔管。”
“你管唔到，我知。”陈老大把纸袋往回推了半尺，“但你自己的酒吧，在街口右手那一段，一个月三千，我派两个人过去看场子。”
“我的场子唔使人看。”
“就系咁。”陈老大说，“你五万我唔要了。你把酒吧交出来，钟伯那一间我就唔动。”
加代把纸袋收回怀里。
“陈老大，你那只表，表盘上的字排偏了。”
他起身就走。
那天晚上八点，陈老大的人到了。
一百多号，从酒吧门口站到街口，排成两排，站着不动。
站到夜里一点，五个钟头。
“哥，今晚一个客人冇进来。”远刚上楼来说。
“一晚少多少。”
“一天净落八百到一千，今晚是零。”
门口的红灯亮着，里头唱给空屋子听。
陈老大的人留了一句话：八百唔讲了，钟伯那一间一年的数加罚，五万，加代出。
“哥，打唔打。”
“唔打。”
“等到什么时候。”
“我摆一桌酒。”加代说，“和头酒。”
“地方定哪儿。”远刚问。
“街口德昌茶楼，二楼靠窗那一间。”加代说，“四月十八中午。你同许伯讲一声，递话过去：我摆一桌，请他讲数。”
那天中午加代到得早，带了远刚一个。
陈老大带了六个人来，进门不看菜，径直坐主位。
“加代先生，陈老大讲三句。”
“讲。”
“钟伯那一间，五万。”
“还有。”
“你酒吧门口那一段，一个月三千，陈老大派人看。”
“还有。”
“这条街上三十六家，一家八百，一个月一收，照旧。”
加代把茶杯里的茶喝了一口。
“我也讲两句。”他说，“钟伯那间铺子，一九九〇年四月，我在那儿吃了五十三天。”
陈老大没出声。
“一天两顿，一顿一块二，一百二十七块二。这钱我到现在没给上。”
陈老大用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
“我今日摆这一桌，唔系同你讲钱。”加代说，“我同你讲一句：钟伯两只手上的汤，你要有个交代。”
“交代。”陈老大笑了一声，把茶碗搁下，“加代，街上就系这个规矩。”
加代把面前那双筷子横着放在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