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三年。
一九九三年八月，深圳体育馆外头那一圈，一到晚上就有演出。
演出散场以后，体育馆外头的空地上开台口，两个钟头一场，唱粤曲的，唱流行歌的，也有跳的。
台口怎么包，那年头是一句话的事：跟体育馆那边说好，一晚上交三百块。
一个台口一晚能卖四百张票，一张一块五，收上来六百块。
看场子的抽一成，剩下的归包台口的人。
这条街从体育馆门口一直排到东头，两边一共五个台口。
两处在东头，三处在西头。
“一个台口一晚挣多少。”加代问过街西头看台口的老严。
“票卖六百，交体育馆三百。”老严说，“剩下三百里，看场子的抽头一成。”
“一晚落多少。”
“二百七。”老严说，“一年能开两百来天，落五万出头。”
“这五万里头，你要出灯油、出凳子、出人。”
“所以这条街上五个台口，五个主。”老严说，“谁也吃不掉谁。”
街东头那家台口，是加代的。
阿忠在加代手底下看场子，看了三年。
那年他二十六，广东人，个子不高，胳膊粗，说话慢。
“台口那一片，你看着。”加代当年把台口交给他的时候说过一句。
“我看着。”
“看着就行，别跟人抢客人。”
“知道。”
“客人的腿长在客人身上。”加代说，“客人不进你的门，是你唱得不好，不是别人抢的。”
阿忠把这句话记了三年。
阿忠是九〇年冬天来的。那年他十九，从罗定过来，身上四十块钱，在体育馆外头替人搬凳子。
“跟我干。”加代那天跟他说。
“干什么。”
“看场子。”加代说，“一天三块，管饭。”
“看场子是做什么的。”
“站在门口，客人来了让路，客人喝多了闹事，你把人拉开。”加代说，“先说话，不动手。”
“说话不成呢。”
“说话不成，你喊人。”加代说，“你一个人打不过，别硬上。”
阿忠跟了他三年，从一天三块，到一个月四百五。
一九九三年八月，加代去了广州，替表行谈一条货，走的时候说六天。
“哥，你几时回来。”阿忠在门口问。
“六天。”
“台口那边有事怎么弄。”
“找远刚。”加代说，“远刚拿不了主意的，等我回来。”
“要是有人来硬的呢。”
“让一步。”加代说，“命比台口值钱。”
“那台口呢。”
“台口等我回来再算。”加代说，“你人在，台口跑不了。”
加代走了三天，街上就来了新的人。
带头的叫鲍三立，二十三岁，本地人，出门带二十多个小兄弟，都比他小。
“这个台口哪个看的。”鲍三立站在台口下头问。
“我。”阿忠说。
“往后归我了。”
“这条街上的台口，是代哥的。”
“代哥哪个。”鲍三立说，“我叔讲了，这条街上的台口该换人了。”
“你叔是哪个。”
“你问不着。”鲍三立说。
加代回来以后问过郑叔一回。
“鲍三立什么人。”
“本地人，二十三，胆子大。”郑叔说，“半年前在东头替人收过两回数，一条街的人都怕他。”郑叔说，“这条街上原先有个话事人，去年搬走了，后头没人管得住街面。”
“他哪来的钱。”
“他叔给的。”郑叔说，“杜叔做建材，一年在体育馆这边过十几万。”
隔天晚上，阿忠站在台口的台阶上看场。
鲍三立带了七八个人过来，一句话没说，上手就推。
阿忠往后退两步，脚下一空，摔下台阶，右手先着的地。
手背肿起来，手腕撑不住，人站都站不起来。
“这台口归我了。”鲍三立站在台阶上头说了一句，转头就走。
远刚把阿忠送去了医院，手腕断了，打了石膏。
“阿忠，哪个推的。”
“鲍三立。”
“他后头是谁。”
“不晓得。”阿忠说，“他只讲他有个叔。”
“代哥不在，你忍一下。”远刚说。
“我手断了，台口没断。”
“手都这样了，你看什么场子。”
“台口不能停。”阿忠说，“今晚还有一场。”
远刚没让他上场，把台口的灯关了。
再往后两天，这条街上还有两处台口也换了人。
一处原本是唱粤曲的黄师傅看的，一处是卖录音带的老麦看的。
两处的人都被鲍三立的人挤走，台口上换了人脸。
“老严，你那处几时被占的。”
“昨晚。”老严说。
“你人在哪儿。”
“我在台口上站着，他们把凳子一条一条抬走了。”老严说，“我一个人，不敢争。”
跟着票也降了价，从一块五降到一块。
“票卖不动了。”街西头看台口的老严跑到表行来，“哥，他那两处唱到半夜，客人都往那边去。”
“歌厅的客人呢。”
“也走了一半。”
“订金退了没有。”
“退了两笔。”老严说，“一笔四十，一笔六十。”
加代是六天头上回来的，回来先去了医院。
“手怎么样。”
“断了一根。”阿忠说，“医生说石膏打一个月，往后这只手使不上大力。”
“哪个推的。”
“鲍三立。”
“他在哪儿。”
“在街上。”阿忠说，“哥，你先别去。他叔是杜叔。”
“杜叔是哪个。”
“东门做建材的。”阿忠说，“跟上面的人熟，说话很硬。”
“你手是在台口上断的。”加代说，“这台口是我的，你是我的人。”
“哥。”
“你养手。”
加代先托人。
街上开了二十年茶庄的郑叔，七十岁，这条街上的老辈都认他。
“郑叔，您替我把话递过去。”
“我去。”
郑叔去了半天，晚上回来。
“他怎么说。”
“他说台口不是抢的，是接的。”郑叔说，“谁有本事卖票，台口就是谁的。”
“他还说什么。”
“他说，你那个阿忠腿脚不稳，自己摔的。”郑叔说，“加代，我同你讲句实在话。这后生二十出头，敢下手，他叔又硬。你要动手，往后这条街都不得安生。”
“我先把礼做足。”
隔天，加代让郑叔带三千块钱过去。
“这三千，算阿忠的汤药钱。”
鲍三立把钱收了。
“台口呢。”
“台口不还。”郑叔说，“他讲他叔讲了，这条街的台口他要三处。”
“哪三处。”
“你那一处，黄师傅那一处，老麦那一处。”
“阿忠的手呢。”
“他说是阿忠自己摔的。”郑叔说，“加代，我在街上待了二十年，这种人我见过。他不怕打，他怕没人跟他。”
加代把钱的事没再提。
他那天下午从街西头开始走。
带了八个人，从街这头走到那头，一家一家敲门。
阿忠也要跟着，手吊在脖子上，跟在后头。
“你回去。”
“哥，我认得那几个人。”
“你认得，我也认得。”加代说，“你站远点，别让人碰着你那只手。”
头一家是唱粤曲的黄师傅。
“黄师傅。”
“代哥。”
“台口还是你的。”
“他那边……”
“你唱你的。”加代说，“他来找你，你告诉我。”
再往下是卖录音带的老麦。
“麦哥，台口还你。”
“他收了我一千八才让我摆。”
“那一千八你找他要回来。”
“要不回来呢。”
“要不回来你告诉我。”加代说，“台口的灯今晚就点上。”
街当中那处台口，鲍三立的人还在，四个，坐在台阶上吃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