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昆名家俞振飞：不是好丈夫、好父亲，儿子15岁夭亡他有责任

一个人能把昆曲唱到炉火纯青，能在舞台上将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演得入木三分，却未必懂得怎样经营自己的家庭。京昆艺术大师俞振飞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培养了不少优秀演员，留下了珍贵的艺术遗产。可谈到他的婚姻和独子俞经漳的早逝，评价就复杂得多。特别是儿子少年患肺炎去世的经历，让人不得不追问：一个事业如此成功的父亲，究竟有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俞粟庐培养儿子的方式相当严格。俞振飞小时候不仅要学习曲牌、唱腔，还要反复练习字音、节奏和气息。有关纪念资料记载，一支曲子需要练习数百遍，才能达到父亲要求的标准。这样的训练确实辛苦，却让俞振飞掌握了扎实的昆曲基本功。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父亲虽然管教严格，却始终参与儿子的艺术教育。几十年后，当俞振飞自己成为父亲，能否把这种持续投入带到家庭生活中，便成了一个值得比较的问题。

1922年，20岁的俞振飞开始向蒋砚香学习京剧小生，随后逐渐将昆曲功底运用到京剧表演中。1923年，他与程砚秋合作演出《游园惊梦》，此后又通过不断学习拓宽艺术道路。那个年代，京剧名角的演出活动非常频繁，演员需要跟随戏班奔走各地，收入和社会声望都与演出机会密切相关。俞振飞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事业。对年轻演员而言，舞台机会十分宝贵，可频繁外出也意味着家庭生活难以保持稳定。

同样是在1923年，俞振飞与范品珍结婚。公开人物资料记载，范品珍与书画家、京剧票友冯超然有亲属关系，两人的结合具有当时传统婚姻的特点。1924年，儿子俞经漳出生，俞振飞由此承担起父亲的责任。按照正常的家庭生活安排，这本该是夫妻共同抚育孩子的开始，可随着俞振飞不断外出演出，夫妻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大。婚姻不是只有经济供养，还包括日常陪伴、相互扶持，以及对子女成长的共同负责。

俞振飞早年婚姻中最受争议的地方，是他在夫妻关系尚未正式结束时，又与其他女性建立了亲密关系。公开生平资料记载，1926年，他与陆佩贞结合，两人在1928年分开。20世纪30年代，他与范品珍的婚姻结束，1936年又与黄蔓耘共同生活。这些经历说明，俞振飞的私人生活远比舞台上的儒雅形象复杂。评价历史人物当然要考虑时代背景，但时代差异不能成为忽视家庭成员感受的理由。

从家庭教育的角度分析，父母分开后的孩子往往更需要稳定的照护。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福利制度尚不完善，儿童教育很大程度上依赖家庭。俞振飞既然长期从事流动性很强的演出工作，就更有必要安排可靠的监护人，并持续了解孩子的学习与生活状况。如果只是临时寻找住处，却没有认真解决教育问题，孩子的成长风险便可能增加。这不是要求父亲放弃事业，而是要求他在事业之外承担起不能推卸的责任。

俞振飞在1930年正式拜京剧小生程继先为师，随后加入程砚秋的演出团体，职业发展进入重要阶段。1931年前后，他参与《玉狮坠》《辕门射戟》等剧目的演出，1934年又重新加入程砚秋的演出班底。到1937年春天，他已经能够在多部京昆剧目中担任重要角色。舞台经历不断丰富，意味着他的专业地位逐渐提高。可这一时期也恰好对应着儿子的童年和少年阶段，事业上的忙碌与家庭责任之间，存在着难以忽视的冲突。

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社会环境迅速恶化。交通、医疗、教育和正常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戏曲演员也面临演出地点变化、收入不稳定等现实问题。俞振飞在1938年离开程砚秋的演出团体，1939年又应邀在北平演出。这些有记录的职业变动，说明他的生活仍然与演艺活动紧密相连。对于一个需要父亲照顾的少年而言，战乱环境加上家庭关系不稳定，无疑会增加生活困难，但具体影响程度还需要更多史料证明。

关于儿子的死因，公开材料较一致地提到肺炎。必须认识到，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肺炎的危险程度远高于今天。当时抗菌药物尚未广泛普及，普通家庭获得及时有效治疗的机会有限，战争又加剧了医疗资源紧张。即便是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家庭，也未必能够保证重症患者康复。因此，俞经漳因肺炎去世，并不能直接证明父亲故意延误治疗，更不能简单推导出只要送进医院就一定能够救活。

即便暂时不讨论医疗责任，俞振飞早年家庭生活中的问题仍然值得反思。一个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究竟承担了多少责任，不能只看他有没有提供生活费，也不能只看孩子成年后是否成才。是否保持稳定联系，是否重视教育，是否在孩子出现困难时及时干预，同样重要。如果相关寄养经历和长期疏于照护的记载属实，那么俞振飞在父亲角色上的缺失，就有相当充分的讨论空间。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再高，也不能改变这一基本标准。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俞振飞并非完全不懂得教育需要投入精力。进入中晚年以后，他在戏曲教学方面非常认真。弟子岳美缇回忆，俞振飞会亲自到剧场观看学生演出，即使天气炎热，也坚持到场给予指导。他不仅重视演员的唱腔，还要求学生理解人物、掌握身段，并认真对待舞台细节。这些当事人的回忆说明，俞振飞在专业教学上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正因为如此，他早年家庭生活中的争议才更加令人惋惜。

当然，对学生认真负责，并不能直接证明他对儿子冷漠。两种关系发生在不同年代，面临的生活条件也不同。更准确的判断是，俞振飞在艺术教育方面留下了充分的正面记录，在早年家庭生活方面却存在不少尚待核实的争议。这种差异提醒后人，不能因为一个人在某个领域取得巨大成绩，就自动推断他在其他方面同样出色。专业能力、社会声望与家庭责任，本来就属于不同的评价范畴。

1978年2月1日，上海昆剧团正式成立，76岁的俞振飞担任首任团长。当时剧团汇集了多代昆曲演员和专业人才，传统剧目整理、人才培养和舞台演出成为重要工作。1981年，他又出任上海京剧院院长，1982年复任上海市戏曲学校校长。这些经历说明，俞振飞晚年并没有停止艺术活动，而是将更多精力放在培养后辈和整理传统艺术上。他为京昆艺术传承所做的工作，有着明确的历史记录。

这种研究方式还有一层现实意义。如今社会越来越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家庭教育和监护责任，父母不能因为工作繁忙就忽视孩子成长，已经成为广泛接受的社会观念。用今天的标准重新审视俞振飞，并不是要求历史人物完全符合现代生活方式，而是借助真实经历讨论家庭责任的边界。父母婚姻关系可以发生变化，职业道路也可以不断调整，但孩子接受教育、获得照护和及时治疗的基本需求，不应因此被轻视。

俞经漳的故事还提醒人们，不能把未成年人的行为问题完全归结为个人品性。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出现学习困难、纪律问题或者社会适应障碍，往往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介入。即使有关俞经漳的不良行为记载全部属实，也不能因此认定他不值得得到关爱。尤其是在父母关系破裂、生活环境频繁变化的情况下，成年人更应该认真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简单地把孩子当成负担。

从历史研究角度看，俞振飞家庭争议仍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最关键的材料包括范品珍与俞振飞的婚姻记录、俞经漳的户籍和学籍资料、当年的医疗记录，以及亲属或熟人的原始回忆。只有这些材料能够相互印证，才能更准确地确定俞经漳的死亡年份、年龄和治疗经过。对于流传多年的“15岁”“少年管教所”“延误救治”等细节，不能因为传播范围广就省略核查。真正严肃的历史评价，必须经得起事实检验。

俞振飞留下的矛盾，也正是许多历史名人传记容易忽略的问题。公众往往习惯用一个人的最高成就概括其全部人生，艺术家便以代表作品论英雄，学者便以研究成果论地位。可人的生活并不是一张只有荣誉的履历表。俞振飞能够在舞台上准确把握人物情感，不代表他一定能够妥善处理现实中的夫妻关系；他能够严格培养学生，也不能自动证明他曾给予亲生儿子同样充分的照顾。两方面都应接受独立评价。

对于“儿子夭亡他有责任”这一判断，最有说服力的论证，不是断言俞振飞能够阻止死亡，而是追问他在儿子成长过程中是否尽到了持续监护责任。前者涉及复杂的医学条件和因果证明，后者则涉及父亲长期承担的家庭义务。倘若他确实因为个人感情与演艺事业，长期忽视孩子的教育和生活，那么这种行为就应当受到批评。即使不能证明其行为直接造成死亡，也不意味着此前的家庭责任问题可以一笔勾销。

2026年再看俞振飞，既不需要因为私人生活争议否定他的京昆艺术成就，也不应该因为他是大师就回避家庭问题。他留下的唱腔、曲谱和教学经验，仍是中国传统戏曲的重要财富；独子少年去世的经历，则是其人生中无法改写的悲剧。对于这段历史，最负责任的态度是把能够证实的事实讲清楚，把存在分歧的细节交代明白，把价值判断建立在证据之上。一个人在舞台上赢得掌声值得尊敬，在家庭中承担责任同样重要，这两件事从来不能相互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