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超为何越来越像资本游戏？超级富豪掌控，球迷反诉

英超为何仍受全球超级富豪掌控，足球，这项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其规则早在1863年便在伦敦确立。英超联赛已成为英国最重要的软实力象征之一。如今，英超俱乐部的所有者包括阿布扎比副总理、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一位因税务原因定居摩纳哥的亿万富翁，以及众多投资者和私募股权基金。这种情况似乎与“英国”本身密不可分，足球确实是这片土地上的国民运动。

曼城案揭示了监管全球最富有、最有权势实体的艰难。尽管等待裁决令人沮丧，但面对每一个环节都可能遭遇的法律挑战，这种拖延似乎难以避免。此前，曼城俱乐部在应对欧足联调查时，其内部律师的一封泄露邮件曾威胁要“花费3000万英镑，聘请世界上最优秀的50名律师，在未来10年内起诉他们”。这在阿尔伯特·亚历山大一世或彼得·斯韦尔斯掌舵俱乐部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尽管全球化娱乐经济的压力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削弱了这种联系，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足球俱乐部依然代表着各自的社区。阿森纳或许吸引了全球新兴球迷群体，但当球队上赛季结束长达22年的联赛冠军等待时，庆祝场面无疑是地方自豪感的体现。

认为俱乐部曾由心怀善意的权势人物经营、一切都为了社区利益的想法，不过是浪漫化的幻想。过去并不存在一个黄金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现状就已达到最糟。我们如何走到今天，俱乐部变成了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的浮木？以切尔西为例，过去四年中，先是俄罗斯寡头因英国政府制裁被迫出售俱乐部，接着美国共同所有人因保险业务受美国联邦调查，被迫出售少数股权。在这样的背景下，职业赌徒竟被视为一股清新空气，实在耐人寻味。

今年1月，切尔西球迷发起和平反诉，要求俱乐部问责并进行结构性改革。球迷批评俱乐部易主后的所有权模式、引援策略和整体领导力，呼吁结束过度微观管理，重新确立在英格兰和欧洲足坛顶级竞争中的长期目标。

本地商人——矿场、船厂和工厂主，运输商与废金属商人——掌管俱乐部的时代已成过去。一些人投资是出于对社区的热爱或对足球的热情，另一些则因为相比改善工作条件或支付合理工资，资助一家本地足球俱乐部更简单。还有人认为能从中获利，尽管多数情况下这种判断是错误的。

但不要以为那是一个纯粹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英格兰球场的破败状况足以提醒任何认为当时足球更好的幻想者。这种矛盾始终存在于英格兰足球的核心。俱乐部代表其所在社区，对球迷而言，支持一支球队是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是与家庭、地方和过去的纽带。随着教会、工作场所和社交俱乐部等传统机构影响力的减弱，这一角色只会变得更加重要。

英格兰球迷几乎从未真正拥有过自己的俱乐部，这也是当前危机的部分根源。这并不是说球迷所有制就是万能药。德国“50+1”模式有其可取之处，简单来说，这一模式确保外部投资者无法持有俱乐部的多数股权。但它也未能阻止拜仁慕尼黑在过去14个赛季中13次赢得德甲冠军。

如果能够承认俱乐部不仅是一门生意，也承担着社区职能，或许能避免如今这场由无序竞争造成的混乱。至少在大多数老板仍是本地人时，他们多少明白俱乐部对所在地区意味着什么，也清楚剥削或忽视球迷会直接带来后果。没有老板愿意在董事入口处遭遇反对，不愿在开着劳斯莱斯穿过街道时被嘲讽，更不愿因提高票价或出售受欢迎的中锋而遭到抵制。

相比之下，远在洛杉矶董事会会议室、摩纳哥顶层公寓或海湾地区豪华别墅里的股东，对这种刺痛的感受要轻得多。英超前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斯库达莫尔在塑造现代英超方面的影响力无可比拟，无论利弊。他始终表示自己“对所有权模式保持中立”。这本质上意味着只管收钱，不必过多追问钱从哪里来。

如今的英超正是这一逻辑的结果：一座闪耀、领先世界的宏伟建筑，但它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或许不该对英超过于苛刻。这不仅是现代足球的问题，也是现代英国的问题。米格尔·德莱尼和杰克·皮特-布鲁克在“自由人”播客中指出，英超是布莱尔主义经济政策的直接产物。奥利弗·布洛在《世界的管家》一书中也阐明了这一点。他将新工党的典型做法概括为：“允许某件事发生，从中赚钱，再试图解决它造成的问题——而此时问题已经发生。”

但足球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足球如何摆脱超级富豪的掌控？监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帮助，现在至少让人感觉，规则能够得到执行。无论盈利与可持续发展规则存在何种缺陷，抑或取代它的阵容成本比例规则有何不足，如果足球能够接受一个基本前提——这项运动不应只取决于老板究竟有多富——或许仍然有益。但这终究有限度：向世界敞开的大门，也让世界的问题涌入其中。

除非足球遭遇某种金融崩盘，出现一场令大型金融资本失去兴趣、迫使这项运动从头重建的灾难性事件，并以全新的理念将足球俱乐部视为社区资产，而非普通商业实体，否则我们大概只能继续接受现状。毕竟，足球又怎么可能逃离塑造了它的那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