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学标：涉令原本是大儒（上）

（来源：邯郸日报）

转自：邯郸日报

吴蓉

戚学标（1742—1825年），字翰芳，号鹤泉，太平县泽国（今浙江台州温岭市泽国镇）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至嘉庆十一年（1806年），任河南涉县（今河北涉县）知县，一度兼理林县。

在涉县十三年间，他体察民情，治有政声，曾列入计典，被朝廷表彰。

在学术上，戚学标博通经史，尤精声韵训诂之学，其最有影响著述二十四卷本《汉学谐声》，就写成于涉县。“又有毛诗证读若干卷，诗声辨定阴阳谱四卷，四书偶谈四卷，内外篇二卷，字易二卷，鹤泉文钞二卷”等存世（《清史稿》）。与惠栋、戴震、段玉裁、龚自珍、魏源、王念孙、王引之等人一同，成为乾嘉学派的一员干将。

戚学标一生在官员、学者、硬汉等多重身份中不断切换，既因造福一方被人爱戴，也因著作等身受人尊崇，更缘其“台州式的硬气”为人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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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学标先祖自宋室南渡时，从中州避难，迁至余姚。不久，戚学标一宗迁往二十里外的长泠，康熙初年，又自长泠迁至台州太平泽国。

戚学标生于乾隆七年（1742年），其祖父戚鸣凤，字启周，号亦崖，少年起考功名，始终未成，晚年学诗，著有《碧珊集》《拾遗集》；其父戚振鸢，号菊仙，善作诗绘画。

戚家门前有一池，名鹤池。戚学标少时就展现出非凡的文采，曾作《门前鹤池》：“老鹤不肯横苍天，一声化坠空山烟。泽前草木郁青翠，犹似毛羽毰毸然。空天几尺涵秋水，照见长身古君子。何处仙来欲跨之，玉箫吹落云霄里。”字里行间已有飞扬之意。

乾隆十八年（1753年），太平知县左士吉主持童子试。参加这次童子试的学子年龄参差不齐，有的童生甚至白发苍苍。年仅12岁的戚学标文章清奇，被左士吉“赏异”。次年，左士吉创立鹤鸣书院，戚学标作为高材生入学。（嘉庆《太平县志·鹤鸣书院》）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至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戚学标先后师从窦光鼐、王艾山、阮笃葊、齐召南。其中，窦光鼐博学多才，精通经史，诗赋尤佳，文词清古，与纪昀、朱圭、翁方纲等人在朝主持文运30年，极有造诣，对清代文化的发展影响颇深；被称神童的齐召南是清代首屈一指的地理学家，著作丰赡，其《水道提纲》尤为学者称道。时人誉其“于学无不博，自天文律历，以至山川疆域，险阻要隘，了若指掌”。（《台州府志·齐召南传》）

师从齐召南第五年，即1768年，戚学标离开敷文书院。此后，师徒二人投身于各自领域，实绩斐然。

1774年，对戚学标来说，是春风得意的一年。这一年，33岁的戚学标成为太平县第一个举人。中举，理应有万人期羡的风光，中举人也有理由自负潇洒。然而几个月后，即1775年，这位新举人却“下第南还”了。（《回头想·招妓佐酒集苏》）

这个“下第南还”很奇怪，探究起来，不由让人联想到1775年的文字狱。

清代文字狱始于顺治四年（1647年）的函可《变记》案，其后历经康熙、雍正两代，文字狱愈演愈烈，到乾隆一朝，全国大小文字狱一百三十余起。而从1775年开始的那几年，最为血雨腥风，现在有案可查的文祸超过五十余起，“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一柱楼诗集》案就发生在这期间。

大批案犯由全国各地，尤其江南地区押解至京，大多以人头落地和流放作结。这一切，对刚刚中举的戚学标不会没有影响，他想不到微不足道的几个字竟能演变为巨祸，于是放弃在京等待机会，毅然决定回乡。到家乡后，一头钻进泥古、考据的象牙塔中，开始筹写《汉学谐声》。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到乾隆五十年（1785年），除了著书，戚学标将全部心血用在授课教徒上。八年时间，他三次掌教鹤鸣书院，三次应曲阜孔继涵邀聘，任教孔府。这期间，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40岁的戚学标成为了太平县历史上第一个进士，但在他身上，看不出丝毫纵马看尽长安花的得意忘形。

也许是无可奈何的个体追求，也许是心甘情愿的化身春蚕，经过远离文网的十余年和之后近三十年的陶炼，戚学标在古音韵学上取得超拔卓绝的建树，最终成为乾嘉学派一员干将，与惠栋、戴震、段玉裁、龚自珍、魏源、王念孙、王引之的名字一同熠熠生辉，令后代读书人肃然起敬。

02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52岁的戚学标选为河南涉县知县，这时距离他中进士已过了十余年。次年，戚学标打点行装赴任，途经邯郸吕仙祠，对同行史绮堂说：“余今日之官，是卢生入梦之始也。”史绮堂笑着回答：“好梦且即做去。”（《回头再想》）

这个“好梦”，一做就是十三年。

十三年里，戚学标体察民情，治有政声。涉县百姓一直以来深受征派阔布之苦。初到任的戚学标了解具体情况后，积极反映，努力争取，降低了征派任务，百姓负担明显减少。

县西有一道任公渠，由明万历年间知县任澄清主持开凿，“清泉灌注，虽遇亢旱，他田龟坼，而此环城十余里黍苗梵梵如故”。到嘉庆年间，渠道渐淤，有一点水，也是浅流涓滴，若续若断，附近村民只能从其他地方挑水饮用。“任公渠者，已名在而实失矣”。嘉庆三年（1798年）六月，戚学标沿渠调研考察后，开始筹措资金，并捐出俸银，带领当地百姓疏渠开河，半月渠复。事后，戚学标在《涉县志·重浚任公渠记》中谦逊地说，“盖皆任公之遗迹，而非余之敢于创也”。

在涉期间，有一件事始终困扰着戚学标，即“涉粮有浮寄于临者”，他本人甚至因为此事，遭到临漳百姓围攻责难。顺治四年，临漳知县王象天在《邺下苦案跋》中这样记录此案：“明永乐间，涉县势人郭太师园内有三川柳被漳冲流，家人沿河踏寻，至临属，见三川柳，遂指柳为涉县柳，指地曰涉县地，将涉县额赋坐派临漳额赋中，二百年来相沿为民害。”又说曾屡次向上级反映，均未获解决。听说此事，戚学标惊骇之余表示不解，于是推求其故，费尽周章，终于理清了事件原委，找到该案始作俑者，即明代河南省藩仪卫司首脑赵藩台，他为一己私利，编造出“郭太师和三川柳”的故事，不仅加重了临涉两县百姓负担，更激化了两县百姓矛盾。始作俑者找到了，但历史遗留问题不是戚学标能够解决的，临漳柳园地始终双重赋税，直至民国初年。

重修庙学是戚学标在涉县做的一件大事。他认为，“学修而后士有所归，庙新而后民知所敬……涉，小邑耳……顷年，庙学渐以颓废。余来莅兹土，每朔望展谒，顾见堂庑摧毁，诸生尽露处，而心不安也”。于是，他以捐资为倡，并率先拿出一笔钱来。重修工程开始于嘉庆四年（1799年）十二月，至次年八月役竣。“于民无扰，事不费而学之规模、庙之气象灿然殊观焉。”（《涉县志·重修涉县庙学碑记》）

嘉庆六年（1801年），直隶受灾，河南买米五万石，分两次运赴天津交兑，第一次二万七千石。通守叶大奇负总责，戚学标和前尉氏李烜协助运送。一路舟车劳顿，让六十岁的戚学标苦不堪言。沿线灾民牵衣顿足的惨状，更令他痛惜不已（《回头再想想·运米苦况》）。而赈灾之事，并不只有这一次，嘉庆三年（1798年），戚学标就在《赈恤私记》中描述过类似情节。每一次，他都尽力而为，亲力而为。

因为政绩斐然，戚学标的名字出现在1801年的计典列上，朝廷对其三年政绩予以表彰。《回头再想》载，戚学标拒绝了此次表彰。为什么要拒绝，今人不得而知，但从《鹤泉集唐·涉署秋怀四首》中，可以看出他厌倦充满攻讦辩解、繁文褥节的官场生态，以及他不慕功名、“不求上进”的心理倾向，举其中一首：

不似居官似学仙，青山小隐枕潺湲。

吏人生梗都如鹿，古蝶萧条晚噪蝉。

但使残年饱吃饭，何须著论更言钱。

鹊衔金印空为瑞，当取穷通委上天。

03

涉令原本是硕儒，不似居官似学仙。

戚学标不仅是一名可上“计典”列的好官，还博通经史，尤精声韵训诂之学，著述丰富，诗文有《景文堂诗集》《鹤泉文钞》《鹤泉续文钞》等；学术有历史类著作《台州外书》《风雅遗闻》《三台诗话》《回头想》《回头再想》《回头再想想》等，经书、小学类考证研究《毛诗证读》《汉学谐声》《说文考》《四书偶谈》《诗声辨定阴阳谱》《字易》等。其学术自成一家之言，尤其论诗极有创新精神，时人赞誉“说《诗》而不袭前儒一句”。

从1775年动笔，到嘉庆八年（1803年）在涉县刊出，《汉学谐声》历时近三十年。其书专论声韵，在继承顾炎武、江永等人的思想观念基础上锐意创新，立论精博，是戚学标影响最大的学术作品，它的成就，历代评价不少，其中最精当的无疑出自晚清文史学家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

“其书务明许君古音，辨正二徐及孙愐唐韵之误，征引经籍传注，精确为多，于古人通转假借之法，言之尤悉。惟过疑今本说文，以为后人窜乱，全非许君之旧……而讥戴氏以尔雅释诂证转注之非，其论皆偏驳……鹤泉又谓：‘古人不知有韵，犹汉人不知有反切；今取韵以言诗，已不可；取韵以言易，则更慎矣。顾氏之音学五书，江氏之古韵标准，皆论韵之书，不可以言音，尤不可以言经。’亦可谓独辟之论。”

对戚学标来说，后人如何评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不断切换身份，在官场人格中将学术价值张扬到最大限度。

在涉十三年，戚学标不是职业学者，而是政府官员，却因才名，与安阳赵希璜，林县邹蔚祖、钱竹西等三位知县并称“彰德四大才子”，笔耕不缀：

嘉庆四年（1799年），主持编纂《涉县志》；嘉庆五年（1800年），刊刻《鹤泉文钞》；嘉庆六年（1801年），《集李》刊刻完成；嘉庆八年（1803年），撰《汉学谐声序》《汉学谐声后序》；嘉庆九年（1804年），撰《汉学谐声》自跋，是年夏，《汉学谐声》刊刻粗完；嘉庆十年（1805年），刊刻《毛诗证读》；所辑《台州外书》，成于涉县。

除著述不断，戚学标还时时与同道往来，讨论学问。如嘉庆十一年（1806年）、嘉庆十二年（1807年）前后，戚学标与乾嘉大师王引之多次书信往来，讨论“转注”之说。《鹤泉文钞》中的《答王伯申侍讲书》，即为戚学标的一封去信。

嘉庆十二年（1807年），《考信录》作者崔述在彰德府初识戚学标。根据崔述的性格，不会轻易将著作示于人，再者，在乾嘉考据一统天下的时代，他的学术属于另类，不被时人接受。但他却在与戚学标首次交往时，便将著述拿出，此后二人书信来往，互相问难，如对三正、经界问题及赋税有不同意见，在信中各抒己见，可见学者风范（《鹤泉文钞续选·复崔明府东壁书》《鹤泉文钞续选·再与崔东壁书》）。戚学标曾这样形容二人关系：“在彰德多年，绅士可言诗，只武安杨又山，谈学则崔君。”（《回头再想》）

今人很难想像，戚学标是如何在白日应付枯燥繁冗政务同时，于夜晚潜游于浩浩学海之中的。因为这完全是两个世界，一边政潮起伏，祸福无常，一边清风朗月，意趣盎然。就个人成就而言，戚学标一定更专注于夜的世界，这个世界更能显示出他深厚的学养和健康的文化人格。甚至可以说，十三年间，白日处理官场政务只是戚学标的生存手段，只有轻衣便鞋走进夜的书房，他才充满人生的主动精神。

04

这种主动精神的具体体现之一，是为涉县修志。

嘉庆四年（1799年），五十八岁的戚学标着手编纂《涉县志》。

此前，明嘉靖三十七年、清顺治十六年、康熙五十三年《涉县志》都不同程度存在前后矛盾、超纲越体、以讹传讹等问题。“余以志者，史之一体，一县之志即一县之史，并期于传信。”戚学标认为，县志存史价值巨大，而“今涉之志既缺又诬甚”，“余窃病之，因以政暇，重修纂，既俾九十余年之文献续有所考，并前此千数百年所载事实，亦稍为是正，不致显背于史。”（《涉县志序》）

为此，他做了最关键的调整，即对修志机构进行重置，可谓“费尽心机”。

顺治十六年的修志机构设总裁、提调、督理、较梓、同较、纂修、评论、订正、采辑，共24人。康熙五十三年的修志机构设总裁、鉴定、鉴阅、重修、参较、纂修、较正、督工，共42人，取消了“采辑”，强化了修校力量。到了嘉庆四年，修志机构只设总修、分修、采访，共34人，其中采访25人。设置简化了，总人数减少了，但采访人员显著增加，占总人数三分之二强。

这种安排，注定在征集考证上会比前志详尽很多，以《人物类》为例。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提到：“议征信：邑志尤重人物，取舍贵辨真伪。凡旧志人物列传，例应有改无削；新志人物，一凭本家子孙列状投柜，核实无虚，送馆列传……但所送行状，务有可记之实，详悉开列，以备采择，方准收录。”可见，修志时，原有人物只重新编辑，不核实删削；新增人物由各家写好初稿，核实无误后，入志列传。而嘉庆四年《涉县志》正是因为加大了采访力量，采辑与核实水准有了很大提升，最终，从战国至清共291人入选《人物类》，涉及忠节、贤达、孝行、义行、耆德、壸德等类，人物事迹各不相同，且有增有削，可见征集考证下足了功夫。

除了查漏补阙，厘清史实，嘉庆四年《涉县志》还有一定学术价值，比如为中皇山摩崖刻经的刻石时间提供了依据。现代学者就是根据这一版《涉县志》中引用的金代武安人胡砺撰写的常乐寺碑文中“及天宝末，又使人往竹林寺取经函，勒之石壁”一句，推断出刻石时间在北齐高洋帝天宝末年。天津大学教授王学仲、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刘元堂等认为，中皇山摩崖刻经“经主为高洋，刻经于天宝末年”一说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县志告成时，戚学标欣然提笔，集李成诗：

哲后起康济，君子方经纶。

建功及春荣，起舞鸡鸣晨。

大雅久不作，宪章亦已沦。

征古绝遗老，时讹皆失真。

碑版有残铭，忽之如遗尘。

叹息满山川，空入周与秦。

我志在删述，三年费精神。

风义未沦替，远途期所遵。

事事不异昔，庶几风化淳。

其属下李长楚在《志乘告成》中这样评价《涉县志》及戚学标：衰颓百年来，载籍伤沦亡。旧时名胜地，变为瓦砾场。幸遇神仙吏，史笔兼三长。阙典重补辑，山水增辉光。

今天来看，嘉庆四年《涉县志》没有避开旧志的所有缺点，真赝相杂、前后矛盾的现象依然存在。如同是记载涉县沿革，卷一《疆域类·沿革》中说“春秋属卫”，而在卷七《杂志类·考辨》中又说“‘春秋时，涉属卫’，此相沿旧说，非实据也。‘卫’在今卫辉淇县，相距四百里，未必广地至此。”但瑕不掩瑜，此次修史，“始终在局”，与众人“相与有成，厥功益懋焉”。（《涉县志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