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小时候吃过的“糖丸”是怎么来的？

你知道小时候吃过的“糖丸”是谁发明的吗？就是他——顾方舟。20世纪50年代，脊髓灰质炎（也称小儿麻痹症）肆虐，许多孩子因此终身残疾。为了让中国的孩子都能接种疫苗，顾方舟带领团队在云南的深山里白手起家，住茅草屋，用煤油灯，和猴子做“室友”。疫苗研制成功后，需要一个“志愿者”来验证安全性，“我是负责人，要试，先在我身上试！”他平静而坚定地喝下了第一瓶疫苗溶液。他就是“糖丸爷爷”顾方舟。他用一颗甜甜的糖丸，守护了几代中国孩子的健康。

2001年10月25日，顾方舟在第八届何梁何利基金颁奖大会上。视觉中国 图

你吃过甜甜的“药”吗？

今天的孩子打疫苗，可能会有点疼，但在几十年前，有一种救命的“药”，长得像糖果，入口即化，还带着淡淡的奶香。大人们说：“吃了它，就不会瘸腿，不会瘫痪，能跑能跳一辈子。”于是孩子们笑着吞下，蹦蹦跳跳跑开，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颗糖丸，是一位科学家用自己全部的心血甚至亲生儿子的安危换来的。

他叫顾方舟，后来人们都喊他“糖丸爷爷”。

在那个没有冷链、没有无菌车间，连电灯都时常熄灭的年代，他带着一群年轻人，在云南荒山深处建起实验室，把猴子当“室友”，拿自己当“小白鼠”，只为给中国孩子造出吃得起、送得到、信得过的疫苗。

这不是童话，却比童话更动人；这不是传奇，却比传奇更真实。因为真正的英雄，往往沉默如山，用一生守护亿万人的明天。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位“把糖丸送给中国的人民科学家”，听一听那颗小小糖丸里，藏着怎样一个关于勇气、牺牲与父爱的故事。

风雨童年，志向初生

1926年6月16日，一个名叫顾方舟的男婴在上海呱呱坠地，他的童年却在杭州湾彼岸的鄞县度过。

鄞县的街巷里，可以听到读书声，也常见商贾来往。宁波营造商以手艺立身，以信誉立家，留下许多气象万千的建筑，顾家的祖辈便是其中的能工巧匠。顾方舟的家风既有“做事要精”的手艺规矩，又有“做人要正”的祖训，这两句朴素的话像两盏灯照着顾方舟漫长的求学路。

顾方舟童年的家是温暖明亮的，父亲顾国光曾就读于苏州的教会大学（后为东吴大学），在上海和天津两地的海关任职，穿着笔挺的制服，皮鞋锃亮，待人彬彬有礼。母亲周瑶琴温和能干，兄弟四人绕膝，洋房里有电灯和电话，这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生活。顾方舟记得，那时想吃什么、想穿什么，母亲都尽量满足自己的要求，幸福似乎会一直延续。

全家福，左一为顾方舟（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世事无常。1930年春夏之交，父亲登上一艘来自非洲的货轮检查，不幸被白蛉叮咬，不久后高烧不退，辗转多家医院，被诊断为感染黑热病（一种凶险的地方性传染病）。后来，即便父亲被送至北京协和医院，也回天乏术。4岁的顾方舟，还未来得及把父亲的模样牢牢记住，就与他天人永隔。那个夜晚，家里只剩下哭泣声。

父亲去世后，孤儿寡母只得离津返乡，投奔鄞县的外婆家。外婆慈悲，姨妈勤快，一家人再挤、再难，也尽力让孩子们有口热饭吃。有一次宁波暴发霍乱，邻居家的灵堂就设在一墙之隔，四五岁的顾方舟不懂避讳，跑来跑去，感染了霍乱。外婆背着他奔去康宁医院，几番抢救才把他从鬼门关拉回。顾方舟后来常说，自己和兄弟能长大全靠外婆，懂得感恩便是他人格的第一块基石。

顶梁柱倒了，日子却不能倒。母亲周瑶琴唯一可靠的出路，只有工作。她想起自己生育时接触过的助产士，心里渐渐亮起一束光，决定去学“助产士”。这门专业三年学制，门槛不低，还对年龄有所限制。幸好丈夫顾国光生前在海关投了保险，去世后，海关发下约400块银圆的抚恤金。周瑶琴用这笔钱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把顾方舟送进宁波最好的翰香小学；二是瞒着年龄，报考杭州广济产科专门学校。她还咬牙从这笔钱中拨出一部分，为娘家置了二三十亩地， 让全家不至于挨饿，这是一个母亲能想到的全部托底。

1932年，6岁的顾方舟踏入了翰香小学。校园里，操场、篮球场、音乐室一应俱全，藏书楼里珍本云集，校训“恒勤”写在墙上。学校还设有“虚拟市长”制度，下设银行、邮局与法院等模拟部门，训练学生的自治能力。对一个家道中落的孩子来说，这里既像殿堂，也像考场，不只考知识，更考心性。

可现实远不如校园值得期待。

一次戏剧排练，形象俊朗的顾方舟被安排演乞丐，外婆得知之后气得脸发红，拆下哥哥的旧袍熬夜给他改戏服。演出时，尽管台下频频传来笑声和嘲讽声，顾方舟仍咬着牙把戏演完。

还有一次，老师批改毛笔字。顾方舟的行楷娟秀挺拔，老师看了却推了推眼镜，不相信这字是他写的，说：“回去重写一遍。”顾方舟愣住了。作文本重新递上去，老师没再多言。顾方舟没有胜利的喜悦，只有一种“我用实力回答怀疑”的倔强。音乐考核时，不会唱歌的同学得了高分，顾方舟的分数反而被压低，所幸另一位音乐老师替他发声，分数才被纠正。

1934年，周瑶琴自杭州学成归来，顺利取得了助产士证书，她只身北上天津，成功申办了助产士开业执照，因为那里人口多、机会多，也有宁波同乡可相互扶持。不久，她便把孩子们一个个接来团聚。

天津当时是北方最繁华的口岸城市之一，租界林立、店铺云集。周瑶琴在英租界租了楼房，白天备器械、消毒器具，夜里被人一叫便披衣出门，常常忙到天亮。难产超出助产士权限，她就跑去请名医帮忙，遇到孤苦无依的产妇，她总是多走几步路，反复探视，连药钱都替人垫上。

孩子们懂得母亲的不容易，半夜醒来见母亲不在，也不会闹，只是悄悄披上衣服，坐在窗边静静等候。远处巷口一盏昏黄的灯笼晃动起来，他们就知道，是母亲回来了。那抹灯影，成了童年最安心的信号，它不仅照亮了归途，也悄悄在顾方舟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将来，自己也要像母亲那样，用双手去守护生命。母亲反复叮嘱他们要争气，将来上医学院，当医生，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读初中的时候，顾方舟爱打篮球和网球。体育老师常说，青年有志气，先得有一身强健的体魄，身体强才能谈得上报效国家。这句朴素的话像钉子一样钉在顾方舟的心上。

初中毕业，凭借勤奋与良好的外语基础，顾方舟顺利考入燕京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中，住在学校对面的蔚秀园。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强行关闭学校、驱逐师生。一路上关卡重重，持枪的士兵、被迫鞠躬的屈辱，以及所谓的“良民证”，这一切让年轻的顾方舟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亡国奴”的含义。

回到天津后，顾方舟进入一所公立高中读书。第一天上课， 他发现这所高中教材粗陋、师资薄弱、课堂散漫，只一上午就觉得“学不下去”。顾方舟把忧虑告诉母亲，又立刻自责，认为家里已经很辛苦了，自己怎么好意思再提要求。母亲沉默片刻，只回了8个字：“再穷也要好好读书。”不久，他考入法国耶稣会在津创办的天津工商学院附属中学（今天津市实验中学）。

天津工商学院附属中学的主楼庄严典雅，门厅悬着利玛窦与南怀仁的画像，旁边是北疆博物馆，藏着成千上万件动植物与古生物标本，让少年眼界大开。可真正让顾方舟受益终身的是学校那套严谨到苛刻的学业制度：学校有“三宗宝”——记过、得零、星期考。星期考不预告科目，每周来一场，逼着学生日日温习；课堂纪律严格，训育科随时巡查，操行不及格要留级甚至会被开除；理科还常用英文原版教材。这样的训练让他在“认真”两字上吃尽了苦，也积攒了日后做学问的“笨功夫”。

于是，在那个山河动荡、人心浮沉的年代，一个少年的心却如古井无波，映照出澄明的天光。他见过死亡如何悄然夺走父亲，外婆背着他奔走医院的身影让他懂得生命的重量，母亲深夜出门接生的脚步声让他知道专业的意义。他遇到过偏见的冷眼，也收下过师长一句公道话的暖意。这一切，没有让他变得愤世或怯懦，反而引领他走向一条治病救人的道路。而这条路将通向一座荒山、一群猴子、几间油毛毡房和奶香的糖丸。

走进北医，看见更大的世界

1944年的秋天，18岁的顾方舟带着母亲的期望，背着一只简单的行李箱，踏进了北京大学医学院（简称“北医”）的大门。彼时的中国正处在抗战的艰难岁月，北平城内虽较西南大后方安静，但战火阴影并未真正远去。对顾方舟而言，考上北医不仅事关个人前途，更承载着对民族未来的憧憬。

大学时期的顾方舟（图片来自网络）

北医，这所辛亥革命后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医学院，从建校起就带着厚重的使命感。它既是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重要阵地，也是在民族危难中培养医者的摇篮。初入校门，顾方舟看到的是一片并不豪华的校园：旧式的教室、斑驳的墙壁，实验器材有限，甚至连解剖用的尸体都要用拮据的经费购买。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代又一代学子，靠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精神，探索医学，立志救人。

医学生面临的第一关几乎都是解剖学，对尚且年轻的顾方舟来说，第一次走进解剖室，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那一股混合着福尔马林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让人本能地想要后退。桌上静静躺着的尸体，提醒他们未来的职业将与生死相伴。许多同学心中暗暗打鼓，甚至有些人故意拖延，不敢靠近。但顾方舟很快强迫自己镇定下来。他明白，既然选择了医学，就必须直面生命的真实。他拿起手术刀，按照教授的指导，一点点分离肌肉、寻找血管、辨认神经，每一次操作都是对勇气与耐性的磨炼。

学习解剖并不只是动手，更需要背诵大量的知识。四肢骨骼尚且容易记忆，而颅骨却是出了名的难，上面分布着数不清的小孔，每一个都有学名，每一个都关乎神经与血管的走向。为了记牢这些细节，顾方舟常常把解剖室里借来的头骨带回宿舍。夜深人静、灯火已熄，他便在被窝里一遍遍抚摸着那些细小的孔隙，默念名称，直至倒背如流，同学笑他“抱着头骨睡觉”。

在众多课程中，真正让顾方舟眼前一亮的是公共卫生学，讲授这门课的严镜清教授，是宁波人，口音浓重，别人听来费劲，顾方舟却觉得分外亲切。课堂上，严教授常常提起兰安生，那位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启中国预防医学教育的公共卫生学家。“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这是兰安生秉持的核心理念。1磅等于16盎司，这句话的含义是：用十六分之一的力气去预防，远比花全部力气去治疗更有效、更智慧。它强调的是“防患于未然” 的公共卫生理念。

当时的中国，医疗资源稀缺，乡村贫困，传染病肆虐。多少孩子在麻疹、天花、霍乱等疾病面前无力挣扎，家庭陷入悲痛。严镜清一边讲授知识，一边讲述公共卫生的重要意义，他用生动的案例让学生明白，医学不仅要救治个体，更要守护人群的健康。顾方舟渐渐被这种思想吸引。他从小耳濡目染母亲的仁心，又亲眼看见乡间贫病交加的惨状。如今，在北医课堂上，他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医学还有另一条道路：医学不仅依靠外科手术刀救人，更通过预防与公共卫生让千千万万的人免于疾病的痛苦。这便是顾方舟后来所行的路：不求人知，但求孩子无恙；不待疾至， 早已筑起长城。

在北医的日子紧张而辛苦，许多学生不分昼夜地学习。顾方舟与同学在背阴胡同的北大医院里上基础课，夜里大家经常挤在狭小的宿舍中围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复习。有时为了省钱，他们几个人还会合买一本参考书，轮流抄写。生活虽然清苦，却充满了炽热的情谊。

在学习间隙，同学们常常围坐在一起讨论“未来的中国需要怎样的医生”。有人说要做名外科大夫，开刀治病，有人说要学内科，钻研疑难病症，还有人想留学深造，带回国外先进的医疗技术。渐渐地，顾方舟意识到，自己或许并不是想做一名外科大夫，而要走上一条更为艰难、更具社会意义的道路：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就这样，在煤油灯下，在福尔马林的气息里，在头骨的孔隙与神经的走向之间，一个青年成了一个心中装着千万人安康的医者。这粒种子，在北平秋日的校园里悄然萌发：静默却坚定，微小却足以撑起一个民族的明天。

1950年7月，顾方舟从北医毕业。怀着满腔热忱，他选择投身公共卫生事业，前往大连卫生研究所，主要从事痢疾的防治研究。当时，痢疾是一种严重危害公众健康的传染病，在卫生条件较差的地区以及战场尤为高发。顾方舟在大连卫生研究所接受了系统的科研训练，为日后承担更重大的科研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不久后，朝鲜战争爆发，顾方舟被派往中朝边界的安东（今丹东），负责战场志愿军痢疾的防治工作。在严峻的战地环境中，他与同事不仅要在有限的资源下全力救治伤员，还要应对疫情的突然暴发，这段经历让顾方舟对传染病的巨大危害和防疫工作的紧迫性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

在莫斯科留学的点滴

1951年8月13日，中国政府派出一批青年学者前往苏联学习。顾方舟正是这批被选中的年轻学者之一，他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和扎实的科研基础脱颖而出。当时，他心中既有荣幸，又有沉甸甸的责任。临行前，周恩来总理语重心长地叮嘱他们：“你们每一个人出去学习花的钱，等于60位农民一年的收入，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这句话，顾方舟铭记一生，那不仅是一句叮咛，更是一份嘱托和鞭策。

顾方舟是新中国第一批被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当时中苏两国在派遣与接收方面都还缺乏经验。最直接的问题就是语言，虽然在国内接受过几天俄语培训，但真正走进苏联的课堂时，顾方舟发现，困难比想象的严重得多。

在莫斯科大学的教室里，教授讲课几乎没有板书，只有涉及公式或复杂结构时才会写在黑板上，其他时间完全口述。这对语言不过关的留学生来说，简直是天大的挑战。顾方舟在北京大学时学过英文，还接触过苏联专家，但面对操着一口流利而快速的俄语讲课的教授，他依然听得云里雾里。尽管如此，顾方舟没有退缩。他买了一本厚厚的俄汉词典，又自制了小卡片，随时随地背单词。走路时、吃饭时，甚至在等车的时候，他都在默背俄语。他还把课堂上听不懂的内容全部记下来，下课后再逐字逐句查词典、对照讲义，往往一小时的课，要花上半天才能弄懂。那时的顾方舟，觉得自己就像冲锋陷阵的战士，要一点点闯过这片语言的“沼泽地”。

渐渐地，依靠小组学习与自我钻研，他终于慢慢听懂了课，敢于开口说话。一年后，他甚至能担任国庆节晚会的主持人，这在留学生中是极大的荣誉，顾方舟用自己的勤奋与执着，迈过了第一道关口。

语言之外，生活同样充满挑战。对习惯了中餐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最难适应的就是饮食。苏联三餐以面包为主，辅以土豆、牛奶和肉类。北方来的同学想念馒头，南方来的同学渴望米饭，可在这里几乎没有。刚开始，大家吃得并不习惯，有人甚至因为胃口不佳而消瘦。顾方舟也常常怀念家乡的饭菜，但他心里明白，能到这里学习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饮食上的不适只能忍受。

最让留学生难过的是，原本计划每年回国探亲一次，但很快大使馆通知他们：“你们4年都不要回去了，要多接触当地老百姓。”这个消息让很多人心里五味杂陈，顾方舟尤其感到失落，因为家里有年迈的母亲，还有刚成婚不久的妻子李以莞。他曾满心期待新年团聚的场景，可现在全都落空了。然而，作为经历过战火洗礼的青年，他们懂得小家要服从大家。

节日里，顾方舟积极融入当地。五一劳动节，他常到红场参加游行，与成千上万的苏联群众一起载歌载舞，感受国际劳动者的团结与喜悦。那一刻，他更加坚信社会主义的未来必定属于劳动人民。

真正的考验还是来自学业，顾方舟进入的是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师从著名的脑炎病毒专家列夫科维奇教授。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是当时世界顶尖的医学科研机构之一，汇聚了无数杰出的科学家，也培养了大批后来成为大师的中国学者。于是，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献给了实验室。白天听课、做实验，晚上还要查阅文献、整理数据。小白鼠成了他最常见的伙伴，3年里，他亲手解剖过几千只。每天夜里，实验室的灯光总是亮到很晚，他的手上常常因为操作实验动物和试剂而留下划痕与伤口。

1951年，苏联留学时期的工作照（图片来自网络）

除了实验室，顾方舟最常待的地方是研究所的小图书馆。他常常天不亮就赶去，只为抢到一个座位。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脑炎病毒，并凭借学位论文《日本脑炎的发病机理和免疫机理》获得苏联医学科学院副博士学位。这段在病毒学前沿领域的严格科研训练，为他日后归国领导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发打下了坚实的理论与技术基础。

1955年夏天，顾方舟带着副博士学位的荣誉，以及满满几箱子的专业书籍和研究资料，登上了归国的列车。3年多的异国求学生涯，他记下的不只是俄语单词与病毒图谱，还有周恩来总理的嘱托；他捧回的不只是副博士学位与几箱书籍，更有一颗滚烫的、要为故土驱散疫病阴霾的心。

疫情来袭，他站了出来

归国后，顾方舟被分配到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前身）病毒学系工作。当时的北京处处洋溢着新生的朝气，但公共卫生领域，尤其是针对严重传染病的防控能力，依然极其薄弱。顾方舟带回了苏联在病毒学研究，特别是组织培养技术方面的先进方法，这为国内病毒学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窗。他首先投身脑炎等病毒学基础研究以及人才培养，将自己所学倾囊相授给年轻的同事和学生。

然而，就在顾方舟踌躇满志准备大展拳脚之时，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面前：1955年，江苏南通暴发了我国有记载以来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脊髓灰质炎疫情。脊髓灰质炎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特别容易感染5岁以下的小孩子。这种病毒会攻击大脑和脊髓中控制肌肉运动的神经，一旦这些神经被破坏，孩子的肌肉就可能失去力量，出现肢体瘫痪。轻的时候，可能只是一条腿无力，走路不稳；严重时，连呼吸或吞咽都会受影响，甚至有生命危险。即使侥幸活下来，有些人也会留下终身残疾，再也无法奔跑跳跃。正因如此，预防这种病对每个孩子都至关重要。根据GPEI（全球脊髓灰质炎根除倡议）资料，在20世纪50年代疫苗问世前，脊髓灰质炎每年仅在高收入国家就导致数十万例儿童瘫痪；到1988年GPEI启动时，全球每天仍有1000多名儿童因脊髓灰质炎瘫痪，估算每年超过36万例。再考虑当时发展中国家监测不足，保守估计全球每年因此疾病“致残（瘫痪）”人数估计在50万量级。

疫情在南通迅速蔓延，报告病例1680例，其中466人死亡， 许多幸存儿童留下了终身无法治愈的肢体残疾。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像一记重锤敲在顾方舟和所有防疫工作者的心上。更棘手的是，脊髓灰质炎病毒非常“狡猾”，它主要通过被污染的食物或水进入人体，也就是常说的“病从口入”。更难防的是：一个人感染后，还没发烧、尚未瘫痪，甚至看起来完全健康的时候，就已经能排出病毒传染别人了。有些人一辈子都没症状，却悄悄成了“隐形传播者”。这就带来一个大难题：等发现病例再隔离，病毒早就悄悄传开了。所以，光靠“谁病了就关起来”根本挡不住疫情。唯一的办法，是让绝大多数孩子提前获得免疫力，就像给整个社区筑起一道看不见的防护墙。

1957年，顾方舟临危受命，正式开始了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工作。他被借调到上海的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协助一位苏联专家进行相关研究。赴上海前，卫生部的领导与他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明确表达了对他能够解决脊髓灰质炎问题的期望。顾方舟由此肩负起使命，带领研究小组投入了这场艰巨的战斗。

科研条件十分艰苦。开展体外细胞培养所需的牛血清，当时在国外已是商品化试剂，在国内却难以获取。顾方舟认为，若照搬国外宰杀孕牛提取胎牛血清的方法，成本过高，不符合国情。为此，他带领团队创新工作方法，联系屠宰场，在母牛临产时赶赴现场采集小牛血样，以最低成本解决了血清来源问题。

在这样自力更生、因地制宜的科研精神支撑下，顾方舟带领研究小组奔波于北京、上海、天津、青岛等多地，系统收集脊髓灰质炎患者的粪便标本。通过不懈努力，团队最终成功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并完成病毒定型，这也是我国首次应用猴肾组织培养技术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研究还通过病原学和血清学分析，证实当时中国的脊髓灰质炎流行以I型病毒为主，为此后的疫苗研发与防控策略奠定了关键的流行病学基础。

1959年3月，顾方舟、闻仲权、董德祥、蒋竞武4人被派往苏联了解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制情况。当时美国科学家已经发明并上市了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但西方对中国实行疫苗禁运，所以只能通过苏联研究机构，间接了解灭活疫苗的生产情况。

在充分了解相关情况后，一个艰难的抉择摆在他们的面前：一条路线是美国已推广的灭活疫苗，虽然安全但成本极高，每人需要接种至少3针，总费用达数百元，而中国每年有1000万~2000万名新生儿，财政根本无法承担。更严峻的是，灭活疫苗需要全程冷链运输和由专业医护人员注射，这对于当时缺乏冷链基础设施、农村及偏远地区医疗资源匮乏的中国而言，几乎无法实现大规模免疫覆盖。

另一条路线是苏联采用的减毒活疫苗，其优势明显：成本低廉，可口服接种，无须冷链即可保存。然而，减毒活疫苗的风险在于毒株可能出现“毒力返祖”，存在安全隐患。但顾方舟在苏联期间，通过学术交流获得了减毒活疫苗的样品及相关技术资料，为国内研发提供了基础。

无数个夜晚，顾方舟在实验室里反复查阅文献、分析数据，与同事激烈讨论。最终，一个结合中国国情的思路在他脑中成形：中国必须走减毒活疫苗路线，但需要建立严格的生产工艺与质量控制标准，确保安全。他提出“活疫苗战略”的核心是自主生产，不仅要将疫苗成本控制在可承受范围，更要摆脱对进口的依赖，实现全民免疫屏障的构建。

这个决定，不仅关乎科学判断，更关乎亿万儿童的健康。从此，他的脚步不再停驻于北京的研究所，而是转向西南的群山深处，那里没有掌声，只有猴鸣与风声。

艰难拓荒：云南花红洞的日日夜夜

确定了技术路线，寻找一个适合的基地成为当务之急。病毒研究需要洁净的环境和稳定的实验条件，更需要大量的实验动物。灵长类动物，特别是猴子是研究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关键模型。

1958年，沈其震院长带领顾方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选址，跋山涉水，考察了多个省份。最终，云南昆明西山脚下花红洞的猿猴生物站，进入了顾方舟的视野。这里远离城市，林木葱郁，环境相对封闭，水质优良，且有现成的猴舍基础。虽然条件极其简陋——几间破败的平房，荒草丛生，但顾方舟看中了它的潜力和相对隔离的地理环境。

“就是这里了！”顾方舟站在花红洞荒凉的山坡上，目光坚定。没有犹豫，没有退缩，一场艰苦卓绝的拓荒开始了。

1958年，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最初名为“猿猴实验生物站”）在花红洞正式筹建，顾方舟担任首任所长。创业之初的艰辛，远超常人想象。没有路，科研人员和工人一起肩挑手扛，硬是在荆棘丛中开辟出一条通向外界的简易公路。没有电，就点煤油灯、蜡烛。没有自来水，就挖井取水，或者到山涧挑水。住宿更是简陋，临时搭建的油毛毡棚屋，夏天闷热如蒸笼，冬天寒冷如冰窖，漏风漏雨是常事。

1959年，顾方舟（前排右一）在昆明与职工创建医学生物学研究所，正在建设工地平整地基。（图片来自科学网）

研究所的核心是猴子，这是因为脊髓灰质炎病毒有个特点： 它只感染人类和猴子、猩猩这样的灵长类动物。这意味着，要测试新疫苗是否安全有效，科学家必须先在猴子身上做实验。这是疫苗研发中必不可少的关键一步。

顾方舟亲自带队，深入云南、广西等地的深山老林，风餐露宿，与当地山民一起捉猕猴。捕捉、运输、检疫、饲养，每一个环节都困难重重，饲养员要学习如何科学喂养猴子、如何清洁笼舍、如何观察猴子的健康状况。猴子生病了，兽医稀缺，顾方舟和同事就自己摸索着治疗。为了节约成本，他们甚至自己动手给猴子做房子，编制笼具。研究所里，猴子的叫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猴子特有的气味，科研人员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生活。

实验室建设更是从零开始。没有像样的设备，顾方舟就利用自己的人脉和有限的经费，从北京、上海等地四处筹措、购买。一台旧离心机、一个简易的恒温箱、几个显微镜就是最珍贵的家当。玻璃器皿需要清洗消毒，没有自动清洗设备，大家就排班，手工刷洗。实验用的培养基、试剂，很多都需要自己动手配制。顾方舟常常身先士卒，和年轻人一起刷瓶子、配试剂、养细胞。他常说：“条件差不要紧，人的精神不能垮。没有条件，我们就创造条件！”

顾方舟和同事先给猴子接种研制出的疫苗，然后日夜观察猴子会不会出现腿脚无力、瘫痪等异常。同时，还要抽血检测它们体内是否产生了能抵抗病毒的“防护武器”——抗体。只有当所有结果都证明疫苗不会让猴子生病，而且能让它们获得免疫力时，团队才敢迈出下一步，进行人体试验。这个过程看似缓慢，却体现了科学家最宝贵的品质：对生命负责，一步都不能省，一步都不能错。就是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顾方舟带领这个由他凝聚起来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科研团队，开始向脊髓灰质炎病毒发起冲锋。花红洞的灯火，常常彻夜不熄。

自己试，儿子也试

有了基地，有了猴子，最核心、最艰巨的任务开始了：减毒活疫苗毒株的引进、检定、传代和驯化。

1959年，在顾方舟等人的积极努力下，丘马可夫教授赠送给顾方舟一批苏联生产的活疫苗和少量萨宾（Sabin）原始减毒毒种（I、Ⅱ、Ⅲ型），这些宝贵的毒种像火种一样被小心翼翼地护送到花红洞。

然而，拿到毒种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萨宾的毒株是在国外特定环境下选育的，是否适合中国的生产条件，其减毒特性是否足够稳定，如何在中国本土确定大规模的生产工艺，每一个环节都充满未知和风险。

实验室里的空气常常是凝重的，显微镜下的细胞状态、猴子接种后的临床表现、实验数据的一点点偏差牵动每个人的心。顾方舟是团队的定海神针。他既是指挥官，又是战斗员。他要求数据必须绝对真实可靠，一个小数点都不能错。他常常亲自动手做最关键的实验，尤其是在遇到技术瓶颈时，他总能凭借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敏锐的直觉，提出关键的解决思路。

经过初步动物实验证明安全性良好的首批疫苗被生产出来后，一个更严峻的伦理问题摆在面前：谁来做第一批人体试验的志愿者？虽然动物实验过关，但疫苗作用于人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才是最终标准。在当时的环境下，招募志愿者进行临床试验存在很大困难，也存在风险。顾方舟没有犹豫，他深知作为研究带头人，自己必须第一个承担风险。“我是负责人，要试，先在我身上试！”他平静而坚定地说。他瞒着家人，毫不犹豫地喝下了第一瓶疫苗溶液。在他的感召下，研究所的几位主要研究人员和年轻党员纷纷站了出来，加入首批人体试验志愿者的行列。

在紧张而忐忑的观察期过后，顾方舟和同事安然无恙！

初步的人体安全性得到了验证，这极大地鼓舞了整个团队。然而，对成年人安全并不能完全代表对儿童安全，尤其是目标接种人群是儿童。更大的考验来临了，如何验证疫苗对儿童的安全性？

顾方舟的目光落到了自己不满周岁的儿子顾烈东身上，这个决定需要难以想象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一边是至亲骨肉，一边是千千万万亟待保护的儿童。顾方舟内心经历了痛苦的挣扎，但他深知科学需要数据，孩子是最敏感的“试金石”。没有安全的数据，就无法放心地推广给全国的儿童。

面对未知的风险，顾方舟瞒着妻子李以莞，将疫苗喂给自己的儿子。他说：“豁出去了，总要有人来试验。谁家的孩子不是孩子？拿别人的孩子做试验，我做不到。”李以莞知道后，没有埋怨他。于是，这个不满周岁的儿子成了中国首批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的受试者。

那一刻，顾方舟不是所长，不是科学家，只是一个父亲。

可正是这个父亲，把怀中熟睡的婴儿轻轻放在了科学的天平上，一边是骨肉，一边是千万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

没有豪言，没有仪式，只有一勺微温的药液和一双颤抖却坚定的手。

万幸！孩子安然无恙，并且产生了预期的抗体反应！这关键的一步，终于迈过去了。疫苗的安全性在最重要的目标人群身上得到了初步验证。顾方舟和同事相拥而泣，这泪水饱含着成功的喜悦。

顾方舟等人研发的脊髓灰质炎糖丸疫苗自1962年开始生产

把疫苗做成糖丸

1960年底，经过无数次失败与改进，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自主研制的首批500万人份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终于成功生产下线！这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自主研发与生产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国家之一。

疫苗研制成功只是第一步，如何将其有效地送到每一个孩子口中，是另一个巨大的挑战。运输与储存困难、服用不便、卫生隐患等问题严重制约疫苗的推广覆盖。顾方舟意识到，如果不能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再好的疫苗也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次偶然的机会，顾方舟看到研究所的孩子们在吃糖果，吃得津津有味，毫不抗拒。这个场景瞬间点亮了他的思路：能不能把疫苗做成糖丸？这方法看似简单，实则涉及复杂的工艺创新，要将活疫苗稳定地包裹在糖衣内，同时保证在口服后糖衣能在肠道正确位置溶解释放毒株，并维持其免疫原性，难度极大。

顾方舟立即组织团队进行攻关。他们与上海信宜制药厂合作，研究糖丸的配方、制粒工艺、包衣技术。糖丸的主要成分是糖（通常是蔗糖），但需要添加辅料以保证成型和稳定性，最关键的是如何将疫苗毒株均匀混入糖基中，并确保在后续的干燥、包衣过程中活性不受破坏。他们尝试了无数种配方和工艺参数：温度高了，毒株会失活；湿度大了，糖丸会粘在一起；包衣太厚，糖丸在肠道不溶解；包衣太薄，糖丸在储存中易吸潮失效……科研人员和制药工程师反复试验，熬了无数个通宵。

终于，经过反复试验，团队在1962年成功研制出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糖丸。别看它小小一颗，外表像普通糖果，其实里面藏着科学家精心设计的“保护密码”。为了让脆弱的疫苗毒株在运输和储存中不“死掉”，他们给毒株穿上了一层甜甜的防护衣：蔗糖是外层的“盔甲”，紧紧包裹住毒株，挡住空气和湿气；山梨糖醇像小海绵，悄悄吸走多余的水分，防止糖丸受潮变软、粘在一起；明胶则像一位细心的“分发员”，把毒株均匀地固定在糖里，确保每一口都能吃到足够的有效成分。

于是，那曾令人望而生畏的药液，被裹进一层薄薄的糖衣里： 糖丸呈圆形或扁圆形，通常为白色，口感香甜，孩子们非常乐于接受。这颗小小的、甜甜的糖丸成了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战役中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不仅消除了疫苗推广的技术瓶颈，更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儿童健康成长的甜蜜守护者。

本文摘自《共和国之脊：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中国科学家》，为该书第十三章内容，原题为《顾方舟：糖丸里的生命方舟》，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标题为后拟。

《共和国之脊：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中国科学家》，郑浩峻/编，中信出版集团，2026年3月版

来源：郑浩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