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脉相承的“长征”：从曾天节的枪杆子到曾亢的粉笔头

202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当“伟大的远征”主题展览在北京向公众开放，用875件文物全景再现那场气壮山河的跋涉时，在深圳宝安小学的一间教室里，一位思政课教师正把这段历史讲给孩子们听。

曾天节

他叫曾亢，深圳市弘雅小学的思政课教师。而在他的家族记忆里，同样有一位“长征者”——他的伯公曾天节。

2026年9月23日，是曾天节同志120周年诞辰纪念日。

回望那位老人走过的路，比两万五千里更加曲折：从五华县的农运骨干，到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再到隐忍潜伏的国民党少将，最终在1949年率三千官兵起义，走完了一场属于他自己的“长征”。

一条路，走出去了，还要走得回来

广东五华这片红色热土，孕育了曾氏家族的革命情怀。在大革命浪潮中，曾天节受革命思想感召投身救亡事业，立下 “对天发誓，永不变节” 的誓言，在东江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建设红色政权。中央红军开启长征，主力北上实施战略转移，华南敌后的游击斗争成为策应长征的重要力量。曾亢的祖父曾仲文与家乡革命群众一道，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坚持斗争，担负情报联络、掩护同志、支援根据地的重任。在大革命浪潮席卷东江大地之时，曾氏家族多人义无反顾投身救亡图存的事业。与无数南方革命者一道，遥相呼应长征的红色洪流。

1949年7月，粤赣湘边纵第四支队司令员曾天节(吉普车前排左1)

曾天节早年受周恩来革命思想启蒙，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江组织农运、建立苏维埃政权。1927年冬，曾天节与古大存在五华梅林分别。两人约定联络暗号时，曾天节把自己的原名“曾责力”改为“天节”——“天”指共产党，“节”是“责力”的谐音，意思是“对天发誓，永不变节”。这个改名本身就是一场小小的“长征”：把信仰扛在肩上，走过不知多长的黑暗，不知多远的等待。

此时，革命走向前所未有的低潮，各联络站均遭破坏。大革命失败后，为找党组织和掩护安身，曾天节于1928年4月潜入国民党第四军，祈望在那里能找到党的关系。

1944年秋，他在担任广西龙州靖西第四战区长官指挥所副主任期间，营救越南胡志明主席脱险，亲自护送他出境，从而使胡志明主席安全返回越南领导革命斗争，为中越革命友谊作出了重大贡献。1944年秋，他在广西龙州亲自领导中国军队与日本正规军展开正面作战，在战斗中打死日寇100多名，伤者无数，取得了重大胜利，得到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嘉奖。但张发奎对他仍不放心，一直让他坐“冷板凳”，当少将高参，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之后，曾天节便利用自己长期在国民党中搞军事教育，旧部、学生与同乡较多的条件，有目的地选择一些有爱国心正义感、与自己关系密切、可作为可靠骨干的人员担任营、连、排长，为率队举行武装起义从组织上准备干部力量。

1948年4月，曾天节利用到韶关接收新兵的机会，约旧四军同乡、早期的中共党员魏鉴贤到韶关，密商争取共产党领导、组织武装起义的计划。曾天节从韶关返回保13团后，开始在本团进行联络、串联工作。他通过谈心等方式，分别争取副团长刘勉、政工室主任张增培；再通过刘勉、张增培与下属营、连、排长分头接触，摸清营、连、排长的思想倾向，为保13团的武装起义做好思想上的准备。

为早日取得党的领导，将这支武装部队带回“老家”，1948年11月，他通过魏鉴贤、肖文和中共香港分局饶彰风的联系，终于重新取得了党的领导。后来他秘密冒险，亲自赴香港和中共香港分局（1949年4月后为中共华南分局）方方书记见面，商讨有关起义的大计。当时，方方书记曾提出恢复他的党籍问题，曾天节表示：“保证无条件接受党的领导，坚决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经过起义考验以后，再恢复党的组织关系问题。”

他脱党二十年，从加入国民党军队，一路做到少将团长。但曾亢在文章中写道，伯公“虽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几经周折，终于在解放战争的伟大进程中又重新与共产党接上了关系”。这种“殊途同归”的底色，是一个人在历史的激流中，没有丢掉最初那个誓言的重量。

1949年5月14日，曾天节率广东省保安第十三团在老隆宣布起义，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复电嘉勉。起义后，他任粤赣湘边纵队第四支队司令员，率部转战东江、珠江，为广东解放作出了贡献。

　　而故事的续篇，落在了曾亢的讲台上

曾亢是曾天节的侄孙。他在文章中回忆，在弘雅小学的讲台上，他常把伯公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曾有媒体问他：“您伯公那么厉害，您为什么选择当老师？”曾亢笑着回答：“伯公为国征战，我为国育人，都是为了同一个事业。”

　　这个回答背后，是一条容易被忽略的线索：红色基因的传承，不只有战场上的冲锋，还有讲台上的坚守。

曾亢2001年从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毕业后，放弃珠三角公务员岗位，走进弘雅小学，成为一名普通教师，一干就是二十五年。他独创了“三维教学法”——经典诵读分层施教、技术赋能活用视听资源、社会实践打造“时间银行”互助养老课程。在一堂讲述焦裕禄精神的课上，他播放了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战风沙、斗盐碱的影像，课后一个二年级男孩哭着走到他身旁说：“看到焦裕禄去世的消息画面，我哭了。”曾亢红了眼眶，递给孩子一张明信片：“这是给你的奖励，因为你读懂了什么是‘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家人合影(后排右一曾天节，后排中间曾志忠，前排一曾亢小时候)

从长征胜利90周年的节点回望，这个家族两代人的“远征”呈现出奇妙的呼应。

曾天节的“长征”，是从旧营垒中走出来，用半生潜伏等待一个光明的出口。他的“天节”之名，是一句对信仰的誓言，穿越了二十二年才最终兑现。

曾亢的“长征”，是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同样的信念。他在课堂上讲长征精神，讲红色家书，讲家国情怀的重量。他说：“思政课不是‘说教课’，而是‘共情课’。只有当孩子真正被故事打动，真正理解了精神背后的温度，这份信仰才能真正扎根。”

伯公临终前留下遗言：“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这句遗言没有停留在纸面上。曾亢获聘山东师范大学特聘专家、主持产学研课题、出版《坚定文化自信》、获评“最美教师”——这些看似学术化的履历，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把“为什么出发”的答案，用这个时代听得懂的语言，重新讲一遍。

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纪念的是那场“伟大的远征”。但“远征”从来不只有一种形态。曾天节走出了一条路，曾亢正在把这条路指给下一代人看。

伯公的军礼，最终落在了思政课的讲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