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4年10月，江西于都，中央红军即将踏上战略转移的道路。队伍已经进入出发前的紧张阶段，干部名单、部队编制、伤病员安置，都在争分夺秒地处理。偏偏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到底是被排除在长征之外，还是曾主动要求留守苏区，留下了一段多年争论不休的历史疑问。
争议的根源，首先在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秋，中央苏区的军事形势已经十分严峻，红军主力如果继续固守，处境将更加危险。中央决定撤离苏区，进行战略转移，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行军，而是一次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大转折。
当时负责核心决策的“三人团”，由博古负责政治，李德主持军事，周恩来负责组织和协调。毛泽东此前已经离开中央军事指挥核心，他提出的运动战、诱敌深入等主张没有得到采纳。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军转向阵地防御，付出了沉重代价，毛泽东与博古、李德之间的分歧，也因此更加尖锐。
于是，一种说法逐渐流传开来：博古有意把毛泽东留在苏区，不让他随中央红军转移。伍修权在回忆中提到，毛泽东曾被安排到于都一带“搞调查”，这可能只是阻止他参加长征的办法。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也回忆过，出发前的编队名单上一度没有他的名字，连行军物资都没有及时落实。
朱德家人回忆中的一句话，也常被后人引用。有人问毛泽东是否会随队行动，朱德回答：“这一次，他们总算让毛泽东一起走啦。”这句话听起来意味深长，至少说明在长征出发前，毛泽东能否随军转移，并不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但另一种说法同样具体。博古的侄子秦福铨曾表示，毛泽东当时并非被动等待安排，而是主动提出留在中央苏区打游击。据这一说法，1934年10月初，毛泽东写信给博古，表示愿意留下，接收中央机关中的老人、孕妇和重伤员，还希望保留一部分红军力量，继续坚持苏区斗争。
这封信的真实性和完整内容，史料界一直缺少足够完整的原件佐证，因此不能把相关转述当成已经完全坐实的结论。不过，从当时的局势看，毛泽东提出留守设想，并非毫无可能。他熟悉苏区情况，也长期主张在运动中保存力量，对地方斗争和游击战有丰富经验。若由他主持留守，确实可能有人认为更合适。
据秦福铨的说法，博古收到信后，曾与周恩来、李德商量。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留下，理由并不只是个人关系，而是整个转移计划已经安排妥当。项英被确定为留守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部队拆分、机关转移、伤病员安置也都已进入实施阶段，一旦临时改变，牵动的将是整套部署。
传说中，周恩来随后冒雨赶到于都，与毛泽东长谈一夜。谈话内容没有留下完整记录，第二天，毛泽东决定随中央红军出发。这个细节很有戏剧性，但越是这样的情节，越需要区分亲历回忆、转述材料与正式档案，不能只凭一段叙述便断定博古曾经下令排斥毛泽东。
干部去留也不是博古一人可以任意决定的。按照李维汉的回忆，各单位先提出名单，再由有关机构审定，重要干部还要经过中央领导层讨论。毛泽东当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在红军和苏区干部中具有很高威望。即便博古对他存在意见，也很难绕开组织程序，单独决定他的生死去留。
更重要的是，留在苏区并不意味着获得了安全位置。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留守部队后来遭受严重损失，何叔衡、毛泽覃等干部牺牲，瞿秋白、刘伯坚被捕后英勇就义。对当时的人来说，留下不是“退居二线”，而是继续面对敌军封锁、地方交通断绝和兵力严重不足的险境。
毛泽东当时的身体状况也不能忽略。长征前后，他曾患重病，得到傅连璋等医务人员救治。高烧、虚弱和长期劳顿，使他未必能够轻松承受数万里转战的艰苦条件。可一旦中央红军出发，毛泽东若留在苏区，个人安危和革命全局便会同时面临极大风险。
1934年10月中旬，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等人随中央红军离开于都，参加了这场决定中国革命走向的战略转移。关于他为何能够最终出发，现有材料呈现出复杂面貌：有人强调博古的排斥，有人强调毛泽东曾主动请留，也有人认为这两种因素可能同时存在——政治分歧造成了迟疑，战争形势又迫使各方作出妥协。
因此，这段往事不能简单归结为“博古不让毛泽东参加长征”，也不能仅凭亲属转述认定“毛泽东坚决要求留下”。真正值得注意的，是1934年那个秋天，中央红军已经走到生死关头，个人关系、路线争论和组织安排，全都被压缩在极短时间内。毛泽东最终走上长征路，改变了他个人的政治处境，也改变了中央红军此后的领导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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