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数的东北，国中的故乡：浓缩在一条街道里的全球史

在苏格兰长老会的医学传教士司督阁的回忆中，1895年的冬天有特别的意义。他从1882年起居住于盛京（即奉天），十三年来，他头一次感到‘外面的宏大世界正将它贪婪的手指伸向满洲的平原与山谷’。这种印象来自意外碰到的一堆俄国官兵，领头的是位中校，“跟从他的有四位哥萨克，我见所未见”。这队人马穿越了朝鲜以及北满，来到奉天城。40岁的司督阁大夫和他们共度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并目送他们骑着马“在冬夜闪耀的星光下”离开。他后来回忆道：“满洲再不能与世隔绝了。” ——《西塔》

在司督阁的述说中，铁路的修建使得晚清的东北地区不再能够与世隔绝，而被深深嵌入了一个由贸易以及背后的帝国主义力量所联结成的世界中。这段话被宋念申的新作《西塔：一个东北街区中的空间、国家与日常》引用。

与司督阁的述说互相映照，在这本著作中，西塔也正像是一个将过往400年的时间压缩起来的锦囊，折射出王朝国家与社会制度、城市与乡村、殖民与去殖民、两次工业革命与去工业化、全球资本与社会主义的过往、当下与未来。这一故事也并非孤立存在。

对研究者个人而言，这本书是作者立足西塔、关怀东亚、放眼全球的问题意识的延续；近年来，东北题材的书写，对于东北各地城乡的观察和行走，也是文学、电影、艺术策展和学术生产领域的热点。是的，正像司督阁所感慨的，斯土斯民再不能与世隔绝。《西塔》的出版面世，既在这一背景之下，又与作者长期以来关涉全球、放眼亚洲的学术旨趣相联系。本文试图穿梭东北内外，历史化这一书写进程，勾勒西塔内外的东北与东北内外的西塔。

《西塔》

作者: 宋念申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年8月

俯瞰东北

站在今日互联互通的世界的角度俯瞰东北，这是一个四通八达的所在。在自然地貌上，今天的中国东北包括大兴安岭和燕山以东、渤海、鸭绿江和长白山以北、乌苏里江以西、黑龙江以南的所有地区。长白山脉、大兴安岭是这一区域的骨骼，乌苏里江、松花江、辽河是穿梭其中的血脉，山地、平原、丘陵、河谷是不同族群、不同生计的民众生息繁衍的所在。这一区域同时是内陆亚洲和海洋世界的接榫点，也同样是清帝国、俄罗斯帝国与20世纪的形成中民族国家交错的位置。在王朝国家的立场下，山海关以外的区域作为陪都重镇的延伸与清朝发祥地，在制度层面，对于东北不同的地方，采用不同的制度和语言进行管制。因此，在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中，东北的范围和指涉不断变动。今日的东北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经历了多次不同层面、不同人群在不同时段进行的开发，以及区域间的整合过程。

在20世纪之前，受制于地理的阻滞，东北各地在长期以来，不论是观念上，抑或实践中，并未形成一个制度上一以贯之，人群上互相往来的地域社会。因此，在施坚雅对于中国区域的研究之中，山海关以外的区域被视作例外。可以说，今日东北社会以及东北论述的形成与20世纪的开发、民族国家边界的划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宋念申的前著《划界：在图们江制造现代东亚（1881-1919）》（后简称《划界》）为理解上述过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从中国东北、朝鲜、俄罗斯远东地区和多国势力交错的大海之间，把握了图们江流域的复杂与混杂，并借此引入了不同时期、不同意涵的国家主体以及与国家合作又冲突的代理人如何共同定义这一区域的历史。作者重点讨论图们江北岸的开发过程和边疆化，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和世界体系、全球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对于资源的新理解，共同改变了过往由王朝国家的朝贡格局和清朝“龙兴之地”的封禁态度，将一块过往的管治不愿触及，周遭生民自主开发的土地变成了一个国际法定义之下的边疆之地。作者看到了流动的历史中，多重国家、多种力量角力的复杂，也看到了边疆形成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复数的国家，带来了复数的边界，也带来了复数的人群。

如果说，《划界》在流动的东北中引入了国家的在场，那么池翔的《林业的生成：近代中国东北的森林治理与产业秩序（1860-1931）》（后简称：《林业的生成》）则引入了另一组重要的主体，并且与宋著中所呈现的国家及其代理人形成了关键的互补。池氏的著作补足了全球化的民族国家的另一面：伴随着资本的全球化和资源开发。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化过程既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展开掠夺的动力，同样也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开发地方的方法。

《划界》与《林业的生成》所关注的时段均为19-20世纪之交的数十年间，区域在地理上接近，在历史脉络上也有相互关涉之处，图们江沿岸的农业垦殖与鸭绿江流域的山林开发所面对的同样是大清的封禁之地和近代的殖民拓张。不论是新的国际政治知识，还是新的科学分类手段，都改变了过往“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下而上的开发进程，将过往王朝国家上版籍之内的模糊地方变成了一个清晰、可利用的地理单元。

沈阳郊外。本文作者供图。

从史料的生成来说，这两本书所利用的资料亦均侧重于国家机构或官员们在塑造边地、攫取资源时所形成的谈判记录、调查资料、规章奏疏等等。两本著作共同揭示了国家所带来的新知识、新制度乃至于新的组织构想所带来的新变化，也揭示出作为列强环伺之地的东北地区作为“冲突的摇篮（cradle of conflict，拉铁摩尔语）”具备强国家的属性。两本著作也提供了东北何以成为“东北”的历史脉络和过程化解释。正是因为19-20世纪之交所产生的系列变化，“东北”才从一个关外的清朝发祥地，变成了一个由大型资本的投入、强力国家的竞逐，铁路网络的串联和来自不同地方、分属不同阶层的移民所组成的地理空间。也正因这个过程，一套描述东北的语言才得以形成。这一语言最为浓缩和精到的体现，便是“九一八”之后，由出身于河北定县，与晏阳初一同参与乡土建设，之后又加入“左联”的创作者张寒晖所写的《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在诗性的语言中，“东北”的形象，既有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含义，又有资源开发意义上的工农特质和风土想象，最终关联的是一个移民社会在政治动荡中再移民的悲惨境况。张寒晖站在民族国家和社会革命的角度上所俯瞰的东北，代表着他们那一代有志青年对于一个“新国家”的期许。然而，民族国家的想象不能等同于生民日用的实际，在大江大河、森林煤矿和大豆高粱之外，当我们将视角从国家移动到生民，“移动”也仍然是理解东北的重要切入点。这就要求我们从俯瞰转入平视的角度，进入东北的内部。

离乡的东北，在乡的东北

移民是东北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东北社会中，移民在几个层次上都十分关键。大众耳熟能详的“闯关东”自不消说，这一大规模的开发过程同王朝国家的制度驰废密不可分，也与多重意义、多个地缘之中的东北社会塑造相关联。将视线从西塔社区抽离至整个沈阳城市，则可以看到，此地同明清社会的诸多省城、府城和交通线上枢纽性城市相似，自清中期以来，沈阳城中就有各地的会馆、庙宇；在铁路网络形成之前，包括前文提到的司督阁医生在内，不同的教会网络也已经在沈阳城内外带来新的组织和人群；铁路网络带来的关内移民、日本人、朝鲜人乃至各国居民，有些停留在这里，有些则从这里进一步走向腹地。而如果再进一步将视线从沈阳抽离至世界，在1931年之前，沈阳城内有各类中国国内和外来者形成的地缘组织，然而在外地却少有以东北为名的同乡会和会馆。故土，既是一种记忆，也同时是一种想象。

因此，一旦进入东北内部之后，问题也许就会变成：“东北”如何成为故乡？换句话说，东北是如何从一个国家主体、资本网络和各类新式知识等等外力塑造的地理单元变成一个内部能够横向联系并具有强大情感动能的地域社会认同和想象的对象？更为关键的是，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产生并表述这种想象？

《西塔》的最后两个部分《聚落》与《模范》，所讲述的正是这种离乡的故事。在这一部分，宋氏所书写的是歌唱《松花江上》的那一代人的子一辈乃至孙一辈，它利用西塔当地朝鲜族居民对于西塔的书写和记忆，试图重新理解，一个移民社区如何与新国家、新制度互动，形成社区的记忆和聚落的象征。宋氏的描述，勾勒出全球离散的朝鲜人社区中，西塔怎样作为一个节点和枢纽，一方面，它接近“满铁”的火车站，另一方面，它又通过不同层次、不同时间、不同制度下的移民社群，联系着东北腹地中的村落以及朝鲜本土的家庭和社群。宋氏处理的朝鲜人移民网络既有一般移民网络的共同性，例如从宗教网络和熟人团体中展开进而辐射到普通的家庭和个人，也由于其所面对的田野资料的切近，而触及了更为个别的生命史和记忆。最有趣味性的内容之一是，宋氏利用了当地文化馆所编写的新方志《沈阳朝鲜族志》指出社会主义的儿童节、妇女节对于当地朝鲜人的重要意义；而最令人深思的是宋氏所访问的朝鲜族女性牧师吴爱恩所讲述的个人经历。这两个故事分别从民俗节庆和教会网络的角度说明了朝鲜人的在地化与国家化是同步的，他们成为西塔人乃至沈阳人的第一步是成为中国沈阳西塔的朝鲜族。这一叙述将离散的朝鲜族历史嵌入了移民的东北历史之中，也同样呈现了朝鲜族在地化之后的再离散。

沈阳的工人村。本文作者供图。

聚散的过程在宋氏的笔下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有关。西塔与其比邻的铁西在此形成了一组参照，前者曾经作为弥散的、移民构成的社区在相当长时间中基础设施“比较落后”（《西塔》266页）；后者则作为工矿区成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模范”。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不同阶段的开展，前者借助朝鲜族居民本身具备的高流动性和地缘优势成了消费主义的渊薮；后者则在各种文艺作品和大众记忆中变成了“铁锈带”——尽管实际上，它未必如此凋敝。在这一过程中，西塔和铁西都符号化了——前者作为多元的民族文化的一环，后者则作为“共和国长子”的缩影。直至今日，两者互见的东北形象仍是文化工作者、学者们和地方文旅从不同角度着力发掘的对象。

宋氏对于西塔社区的这段历史的描述不仅仅提示了我们移民在西塔社区的位置，也引导我们从移民研究中经典的“推拉理论”进行反思。此外，同《划界》呼应，西塔的故事从内部勾勒出20世纪上半叶的地缘位置如何塑造移民社区，这一过程也令人重新反思东北社会的形成。在系列关于东北的惯常叙述中。工业开发既是移民的动力，也是社会组织的基础。从日本的殖民公司再到国民政府短暂接收时期的“资源委员会”体制和共和国时期的工业化，层累地引入了以大型工矿企业和重工业为核心的单位制社会制度。不论是学术研究领域，抑或文艺创作领域，这一制度的构成和崩坏都是东北形象最重要和让人印象深刻的部分。近年来萧建业（Victor Seow）的“Carbon Technocracy: Energy Regimes in Modern East Asia”（《碳技术官僚：近代东亚的能源政权》，后简称《碳技术官僚》）和平田康治的相关著作同《西塔》一样，巧妙而精准地选取了位于辽宁地区的抚顺和鞍山对于这一过程在南满铁路沿线的实践。这两部著作分别从两次工业革命之后的矿山和冶炼工厂的制度性变迁和组织说起，试图为东北的单位制寻找跨国根源。前者勾连矿业开发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组织，后者则将讨论时段迁延至市场经济中的鞍钢机器管治变迁。

可以说，《西塔》与这两本著作一并共同从商业、矿业、工业不同环节勾勒出了工业化与去工业化时代不同层次的辽宁城市的历史命运。不仅如此，排比三本书中呈现的制度、组织和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拉出一个辽宁社会的丰富网络和层次。大型工矿企业不是孤立的存在，也孕育着沈阳、鞍山的铁西区及以外的其他附属工业部门和集体单位；而这些工业部门和集体单位也不是悬空自上而下的“办社会”，他们也同时与横向的其他组织和纵向的国家政策相联系。这些交错的制度和部门，共同构成了辽宁的工业社会。而这些研究和他们描摹的工业社会，也与前文涉及的引而不发的农业、林业和牧业社会，以及其背后的东北腹地相联系着。

沈阳市郊热电厂。本文作者供图。

实际上，《西塔》中的故事在不经意间解答了萧建业和平田康治遗留下来的问题，在“大下岗”的实际和记忆之间，那些离开了单位和集体的人们去哪里了？对于这群因为工业化或其他种种原因来到东北，又因为工业组织的调整而离开和留下的人们来说，“东北”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西塔》第五章的最后，宋氏援引一位朝鲜族诗人的句子，指出象征的“西塔”正像是象征的“东北”，它吸纳着来来去去的人的记忆，最终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而变成了各类议题和想象投射的对象。

第五、六章中个体的回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构这种想象，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种想象。与之类似的还有今年出版的非虚构作品《欢迎再来》，作者是位于鞍山灵山的红旗拖拉机厂子弟，经历了离乡再回乡的过程，作者通过家庭记忆的变化，试图重现过往30年东北工厂中的一种处境。令人感触的是，红托厂作为一个曾经得到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批示、题词的农机厂，所呈现的恰恰是一种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社区情况。如何将这些工业化－后工业化时代的迁徙和流动经验放回一个历史的脉络，理解为何离乡的东北人仍需要乡土和还乡，需要更长时段的历史脉络。

《欢迎再来》

作者：白嵩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年2月

在两种全球化之间

《西塔》的前三个部分所做的正是这样长时段的尝试。这一部分研究试图对话的是清史和满学领域对于盛京的陪京体制、盛京将军制度、藏传佛教与清代统治的意义等等议题。西塔位于盛京城外，作为清朝统一女真各部之后的都城，盛京的建设背后是一整套的意识形态设计，藏传佛教是其中的关键；而作为后金政权的都城以及入关后的清朝朝廷统合东北乃至内陆亚洲的节点，宋氏特别强调藏传佛教的官僚地位，并通过几个庄头的案例提出这种官僚地位所塑造的特殊城乡关系。

不仅如此，宋氏也将盛京描述成一个“跨边疆和国际性都市”。作者从《西塔》中塔的起源谈起，讲述清代朝廷有意塑造的联通内陆亚洲的藏传佛教制度网络如何在陪京盛京的四郊创造出一个神圣空间，而这一神圣空间又如何通过庄田制度扎根于更广远的乡土社会。西塔和与之不远的实胜寺共同面对着藏传佛教的系统和背后清代朝廷对于盛京的理解和管治，宋氏一方面从朝廷的角度阐释藏传佛教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从协助喇嘛在庄田中收租、管理庄园事务的庄头的角度谈论喇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西塔，也包括书中提及的北塔等等。

王朝国家的制度在宋氏的笔下是理解这一过程的关键。这里所说的王朝国家，不仅仅是有清一代内部的制度，更是一整套和当时的世界相接触的想象。宋指出，清帝国是一个世界性的政权，而位于海陆之间的盛京城则是这个世界性政权与世界相联系的地方。韩国的燕行使、日本的漂流民，乃至于在内廷服务的耶稣会士们，都因不同的原因来到这座都会，并且在此感受着政权的形象。在铁路修筑之前，关内的客商也已经在这里建筑会馆和庙宇。他们通过辽河和御路的网络，一方面联系着关内各地，另一方面也接榫松花江、黑龙江流域。这一网络不仅仅是贸易的也是宗教的，李纪先后两本著作（“God’s Little Daughters: Catholic Women in Nineteenth-Century Manchuria”《“小神女”：19世纪东北的天主教妇女》；“At the Frontier of God’s Empire: A Missionary Odyssey in Modern China 《在上帝帝国的边疆：一个近代中国传教士的奥德赛》”）利用一批精彩的材料揭示了在20世纪来临前，宗教已经为这一区域带来了新的权威和世界观。

辽西阜新镇塔山塔。本文作者供图。

对于不在庄田体系中的山村居民来说，巴黎和北京的距离也许同样远近。盛京及其周围的地区，从来不缺少与外来者交流的机会和经验。如果在此我们暂时抛却“东北”这一概念所带来的后见之明，从当地生民的角度去看待这种交流，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互动既是日后东北地域社会形成的雏形，也与日后铁路、工业和大规模农业开发所奠定的地域社会基调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喇嘛的故事，既是盛京的故事，也是从北京到内亚的一环；“小神女”的故事，既是沈阳周围三台子村的故事，也同样是天主教的志业在远东的一部。他们在地理上属于今天的东北之中，也在网络上属于历史的东北之外。

再进一步向前推演，可以明白这种机会和经验嵌入在16世纪以来的全球网络之中。岸本美绪等学者提出在大豆高粱之前，人参、毛皮等世界性商品就通过客商网络遍布中国内地乃至全球。因此，《西塔》及其所描摹的这个空间，正是在这两种全球化之间，在16-19世纪之间，盛京已经处在了一个由商业贸易和宗教网络所联系起来的世界体系之中。这种情况，也并不是盛京及其周围区域所特有的性格。近年来，包括宋氏《发现东亚》《制造亚洲》在内的著作和一系列关于中国各地的微观全球史著作，已经勾勒出这个网络与20世纪的全球化网络之间的延续和断裂。

这些著作为我们理解西塔的案例提供了比较的视野。例如，如果我们将西塔社区同沈艾娣笔下的庙儿沟村民、程美宝、范岱克笔下的事仔、引水人和刘永华笔下的程允亨们比较，可以看到不论是在山西、广州还是在徽州，两种全球化之间固然存在张力，但绝非判然二分。而在西塔的案例里，20世纪的铁路、媒体和由此生成的新型开发手段，与过去的西塔社区之间似乎只是剩下形象和地景的联结。这与东北社会的地理特性与20世纪以前的整合程度有关，也与东北社会在20世纪以前的整合方式带来的资料限制有关。

清永陵。本文作者供图。

然而，也许大胆抛掉对于“东北”的想象和史料匮乏带来的学术写作的限制，近乎无理，但有所依据地重新想象一个庄头、一位农人、一个寄居盛京城厢的关内商人或一位来到盛京任事的外官的生活世界：试着想象16世纪以来，在这个并不与世隔绝的世界中，层层渐近的移民组织和在地化的过程，也许，会看到些许新的可能——那是全球化的另一种可能。

“东北”与有历史的人

在宋氏笔下，西塔是东北的缩影。它勾连城市与乡村、制度与实践、它的流动性，它的繁荣与凋敝，它背后的几重国家网络和资本网络，都可以折射出当代人心目中的某种东北形象。第四章中宋氏利用了大量色彩斑斓的游记资料和旅游宣传呈现出这样的西塔像和东北像，也为今天的东北想象提供了一条历史脉络。复数的“西塔”也正映衬了复数的东北。在同样近期出版的高媛的著作《帝国与观光：“满洲”旅行的近代》中，作者讨论了东北各地铁路沿线各式各样由战争和帝国主义催生的观光。在这些关于观光的描述中，东北时而摩登、时而质朴、时而灯红酒绿、时而旷野夕阳。旅游手册中的东北，同样是复数的。然而这又是谁的东北呢？传媒抽空了主体、铁路和轮船更夸大了流动的形象。这样的东北在过去不同学者的研究脉络中是一个流动的空间。它摩登、世界、跨国，成为学者、艺术家和作家们反复书写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东北是一个地域、一种概念，也是许许多多想象和流动的对象和节点。

王德威在《东北读本》（后简称《读本》）的前言中将这一位置概括为：“东亚历史中的‘核心现场’”。以这样的“核心现场”的问题意识出发，经由今日东北的范围回溯历史疆域。《读本》的两位编者选择了从曹操的《观沧海》、王昌龄的《出塞》到今时今日的青年作家们从“塞外沧海”到“共和国长子”的种种论述。其中既包括外来者对于东北不同区域的描摹与观看，也包括在地和离乡的当地人对于自身经验、记忆乃至想象的表述。可以说《读本》，尽可能创造了交错的视线，提供了不同主体在不同的环境下对于东北这块土地的观察和写作。在这样的脉络下，编者们选取的文献，虽然本身众说纷纭，却将今时今日的东北空间当作一个2000年以来延绵至今的延续体，在某种程度上提示了这一空间在中国书写传统中的异质性。

沈阳清昭陵。本文作者供图。

不论是雄才伟略的魏武帝曹操，抑或落魄北国的宋徽宗赵佶，在征服与被征服之间，他们笔下的沧海以东都是一个茫茫然的未知之地。即使到了现代的“核心现场”，在两位编者试图召唤的“有声的东北”之中，东北仍然是竭力创造民族国家的学者、努力追寻进步人民的作家、不愿做奴隶的进步知识人、誓志为人不为家的革命战士乃至于被伪政权收编的社会组织和还乡的文化干部共同想象的对象。他们所发出的声音背后是不同的社会想象。如果我们因循《读本》的视线，反向追寻这块土地如何形成地域，抟成社会？文学的想象力则引领我们走向历史的脉络化梳理。

前文中梳理的东北研究与东北写作主要可以放在全球史中的东北这一脉络下。东北的历史可以对接环境史、能源史、工业史、宗教史、离散研究等等全球史中的热门议题。也由于在各国之间的特殊位置，形成了多语种的复杂档案，为重构具体生动的个案提供基础。可以说，宏大的全球史观和具体的非虚构写作，构成了东北史研究的两端，前者呈现出流动性，后者则呈现出具体而微的情感，两者都深深吸引着读者的眼球和目光。

然而，流动并不等于随风摇曳，历史恐怕并非强权者们渐次登场，普通人们随波逐流的游戏。流动的背后，是地域社会、地缘联系和跨域网络。在其中，呈现出人为何流动，人如何流动只是第一步。在流动中又形成了怎样的连带关系和可能性，才是需要不断追问的问题。说到底，历史与社会是由千千万万的人，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创造出来的。《西塔》的开头，作者坦率地承认，“微观史不一定是宏大叙事的补充或反对，而是宏大叙事的某种地方性展现”。在这一宏大叙事的地方展现中昭显了一种吊诡，国家的话语越强大，生民就越是颠沛流离。学者们看到了强势的地缘争夺、制度设计对于地方社会的塑造；艺术家们和作者们则看到了大国斗争之间，跌宕起伏的历史命运。越是强势的国家主体，似乎就昭示出越是复杂的流动。

换言之，国家的语言在史料中的声音越是响亮，史料隐蔽处的社会就越体现出杂乱。如果说历史的书写给文学的印象提供了更多层次，使我们明白东北并非自古以来便是今天的面貌，那么文学的笔触则为历史的重构提供了更多层面的情感与记忆。文献史料之外，和文献史料的背阴处，更提供了不立文字的族群和基层社会的组织和生计。不同的视线交错中，重新审视东北的历史，就不仅仅是在“东北”发现历史，而是找回东北与“有历史的人”。

过往的不少研究，也都提示了这一点，定宜庄、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合作的《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关注的地区和西塔接近，即包括盛京城郊乃至于整个辽东南的村落。利用户口册、族谱等材料的对比指出了族群标签之间，地方社会是如何形成横向的组织和区域间的流动的。“一丁遮百口”，看似国家的组织背后，是纷繁复杂的社会横线联系。江夏由树的“Banner Legacy: The Rise of the Fengtian Local Elite at the End of the Qing（《旗产：清末的奉天地方精英》）”则从纵向的社会流动角度指出，清末辽东南地区的汉军旗人如何利用旗民二元制度之间的空隙保有旗产加入议会，在过渡期中提升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因此，当在新旧政权之间表述国家之时，他们的实践恰恰是在新旧政权的夹缝之中的。刘灿的《逊清奉天残留特权研究》则进一步指出，即使是在民国肇兴之后，作为陪京的奉天仍有一班享有产业和政治威望的前清遗民。他们固然是旧国家的代表，但他们与新国家之间却呈现出复杂的关系。

此外，近期邱源媛的《旗与民：八旗制度下的华北乡村社会》虽然关注华北社会，但也反过来为东北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启示，旗与民作为国家的标签，其背后同样有横向的流动和历史的失忆。这些研究提醒我们，东北固然在某些言说中是“强国家”的“弱社会”，但更应该是令我们反思16世纪以来中国的国家到底是意味着什么的“社会”。在文字史料之外，东北社会有大量的无文字之地，在这些山地水边之处，移动的民众形成的是更难以为史料把握的组织。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明白移民与土著，往往是管治者和学者提出的身份标签，更关键的是在人群的聚合和弥散中，他们采用怎样的语言，而史料沉默之处的故事又将如何追索。

《旗与民：八旗制度下的华北乡村社会》

作者: 邱源媛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6年6月

以这样的思路，东北和东北人也同样可以被历史化。他们成为近年来成为网络热点、文化圈的重要话题、学术界的言说对象，是来自过去30年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变化。然而，东北从来也不是20世纪的殖民者们所主张的无主之地，如果努力克服“倒放电影”的障蔽和客体化、议题化的冲动——尽管东北社会足够丰富，可以承续各种议题——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个变化的过程、结构中的社会，以及社会中那些来来去去的人们。他们如何看待自我？他们如何组织自我？在这些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的历史过程中，谁是东北人？他们为何这样看待自身？这样的社会又是在什么样的契机里成了一个顽强的主体，发出它不可忽视的声音。这一过程并不遥远，也正是发生在当下的切近的历史。今天的东北书写在各个场域受到关注，正是更切近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

在此，笔者倡议一种“东北人”之东北史。这种历史旨在接续《西塔》等过往研究呈现的丰富和流动。正如这许许多多的故事告诉我们：东北，既有森林煤矿、大豆高粱；也有交错的社区、时至今日仍发挥着效力的大型工业；有关于铁锈带、凋敝社区的想象，也有时至今日仍频繁内部流动、繁华如斯的消费社区。这一切背后既有来来去去的移民，也有世世代代在此栖居并具有地域认同的人们。这些故事帮助我们在东北发现历史，与各类议题的对话。

然而，这不应该是止步之处：更为关键的问题是， 东北的社会如何在这群“人”的言说和实践中结构化和历史化？这群人如何认识和联系彼此？“东北人”在怎样的情况下建构着这样的东北社会？在这一过程中，或许能够进一步看到国家和制度如何与更广阔的历史行动者们互动，看到历史行动者们的梦想和挫折，在乡与离乡，组织和离散。这一过程终将联系到今时今日的人们，重访各类历史过程中的经验和记忆，启发我们重新思考20世纪到如今的自我、社会与世界。说到底，理解包括东北在内地域社会的进程、国家的制度和全球的脉络，是为了理解你与我的自身——也许我们并不处在今日的东北，但是有“人”的东北史，终有一日会改变我们对于个体、社群和世界的理解。在这一理解之上，全球史的面貌也将从此不同。

作者/安途

编辑/李永博

校对/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