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3年冬，重庆，胡耀邦与谭启龙多年后重逢。两位老战友没有急着谈职务，也没有摆出正式会面的架势，而是从湘赣苏区的往事聊起。胡耀邦忽然提议：“别急着回四川，陪我到泸州、贵阳走一走。”
这场同行，表面上是视察，实际上更像一次迟到多年的叙旧。汽车穿行在川黔道路上，两人谈地方建设，也谈当年那些在战火中并肩工作的日子。沿途所见，让他们格外关注：工厂如何运转，群众生活怎样，基层干部有没有把事情落到实处。
两人的交情，始于革命年代。
1934年，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十分繁重。胡耀邦时任湘赣省儿童局书记，谭启龙则在少先队系统担任领导职务。胡耀邦出生于1915年，谭启龙出生于1913年，两人年龄相近，又在同一片根据地工作，很快熟悉起来。
那时的他们都很年轻，却已经承担了重要任务。王首道曾称他们为“红小鬼”。这个称呼并非单纯取笑年龄小，而是说明根据地干部队伍中，年轻人已经走上了实际工作岗位。
谭启龙家境贫寒，早年文化基础较弱。胡耀邦读书较多，处理文件和宣传工作也比较熟练。谭启龙便主动向他请教。胡耀邦没有敷衍，而是帮他安排学习内容，利用工作间隙讲解字句和文件。谭启龙肯下功夫，白天处理事务，晚上抽时间读书，慢慢能够独立阅读材料，也能写出简短文章。
这段经历对谭启龙影响很深。后来他回忆在湘赣苏区的成长时，曾明确提到，自己的文化和政治水平提高，离不开胡耀邦的帮助。两人之间的关系，也由同事变成了彼此扶持的战友。
有一次，胡耀邦负责动员少年儿童参加儿童团，却遇到实际困难。一些家长担心孩子参加活动后耽误劳动，不愿支持。谭启龙听说后提出办法：“让队员先做通家里的思想工作，再主动多承担一些家务。”
这个建议很朴素，却抓住了基层工作的关键。胡耀邦采纳后，把宣传和家庭动员结合起来，工作很快有了起色。两人一人负责组织推动，一人帮助寻找办法，配合得十分默契。
后来，战争形势发生变化，谭启龙奉命到新的地区开展工作，胡耀邦也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道路。此后多年，两人分别在不同战线上奋斗，彼此音信时有中断。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才重新见面。
见面次数并不算多，感情却没有淡下去。两人都长期担任重要职务，工作繁忙，能够坐下来谈话的机会十分有限。正因如此，1983年重庆重逢后，这段同行显得格外难得。
到达贵阳后，胡耀邦准备召集云、贵、川三省有关负责人研究工作。他转身邀请谭启龙参加会议：“你也来听听吧。”
谭启龙摆了摆手，回答：“我已经退居二线了，参加这样的会议不合适。”
这句话并非客套。谭启龙清楚自己的工作位置，也不愿因为私人关系影响正常的组织安排。胡耀邦听后没有勉强，只是换了个话题，请他把老伴从成都接来，一起参观贵阳和周边地区。
谭启龙随后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等他和老伴返回贵阳时，胡耀邦已经结束会议，还带着参加会议的几位负责人为谭启龙祝贺生日。一个坚持原则，一个尊重分寸，几十年的战友情谊，恰恰体现在这些不张扬的细节里。
1988年，胡耀邦住院期间，谭启龙前往探望。两人谈起战争年代，也谈到国家建设。胡耀邦身体稍有好转后，途经济南，还计划专程拜访谭启龙，却得知老战友已经赴上海治病，只能作罢。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消息传来时，谭启龙悲痛不已。近六十年的相识相交，从湘赣苏区的青涩岁月，到晚年道路上的短暂同行，许多往事并未写在宏大的叙事里，却一直留在两位老人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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