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张作霖抓捕李大钊前，杨度曾密告转移，却被李大钊拒绝

1927年4月4日，北京太平湖饭店，前内阁总理熊希龄给女儿办婚礼，席上宾客满堂，有个叫杨度的人，五十二岁。

早年力促袁世凯称帝，这时候已经转向同情革命。

他听到外交部任职的汪大燮说了一句话。

奉军要进东交民巷搜查俄国兵营，张大帅已经派人和各国公使打过招呼。

杨度表面说好，中途退了席。

回家后，他把消息告诉了胡鄂公。

让胡赶快通过内线转告李大钊。

又叫长子杨公庶立刻去章士钊公馆报信。

这个杨度是谁，他为什么要在别人婚礼上中途溜走去报信，今天来聊下这个事情。

章士钊接到消息，告诉了李大钊，章士钊的夫人吴弱男还亲自去了一趟东交民巷，以给儿子办签证为由进入苏联使馆，当面劝李大钊去天津日租界的章宅暂避。

李大钊要转移，时间是够的。

从4月4日到4月6日动手，中间隔了将近两天。

他没走。

他对手下人说，你们可以走，我不能走，我是北方局负责人，我一走组织不就散了吗。

最后只有四个人离开了俄国兵营。

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后来在一份秘密报告里留下一句话："其余四同志能走避，杨度之力也。"

那李大钊为什么会在东交民巷。

1926年3月底，他搬进了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

此前一个月，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

段祺瑞执政府开枪镇压请愿学生，死了几十人。

惨案之后，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缉李大钊。

紧接着，张作霖控制北京，也发了通缉令。

苏联同志建议他把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

他接受了。

东交民巷的法律地位来自1901年的《辛丑条约》。

条约第七条规定，这里划为使馆界，中国军警不得进入。

但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一件事。

沙俄政府倒台后，苏联政府宣布废除沙俄在华特权。

旧俄国兵营被废弃，苏联大使馆人员也大为缩减。

旧兵营与苏联大使馆之间有一条内部甬道相连。

这片区域处于管辖模糊的状态。

治外法权在这里丧失了。

废弃的旧兵营，成了使馆区的真空地带。

奉系军警进入东交民巷，有了可能。

怎么讲呢，条约是死的，局势是活的。

张作霖要进东交民巷抓人，还得过公使团这一关。

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长吴晋奉命出面。

坐车来到荷兰公使馆，拜访驻华使团首席公使欧登科。

吴晋说，苏联使馆里藏着共产党人，正在策划暴动。

还说苏联使馆里至少有四千多支枪械。

1927年4月4日，欧登科召集各国公使开了一次秘密会议。

英国公使蓝普森起初担心。

允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等于开先例，以后治外法权体系可能被蚕食。

但公使团最后达成一致。

理由是，苏联在十月革命后自行废除了沙俄时代的不平等条约。

苏联不在《辛丑条约》签字国之列。

搜查苏联产业，不构成对使馆界制度的破坏。

欧登科签了字。

公使团准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

京师警察厅早就盯上了东交民巷。

密探化装成三轮车夫和小贩，长期在周边蹲守。

李大钊身边的交通员阎振山外出送信时被抓。

厨师张全印出门买菜也被带走。

警察厅还派了四名暗探扮成杂役混进俄国兵营。

但只凭这些，警察厅不敢贸然行动。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1926年秋天，警察厅侦缉处抓到一名散发传单的中共地下党员。

叫李渤海。

他是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还兼任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负责李大钊同外界的联络。

经过严刑拷打和多方劝导，李渤海招了。

他把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的情报，以及其他党员名单，全部供出。

侦缉处长吴郁文拿到供词，立刻报告警察厅总监陈兴亚。

陈兴亚又报告了张作霖。

模糊的监视，变成了精确的定点抓捕。

4月5日夜间，陈兴亚按照张作霖密令，召集吴郁文等人秘密开会，制定抓捕方案。

吴郁文担任总指挥，把人员分成十二个小组，按李渤海提供的名单分头行动。

第二天清晨，就是那一幕。

1927年4月6日，清明节。

清晨，二百多人的军警队伍直扑东交民巷使馆区。

枪声响起来的时候，李大钊正在里屋伏案办公，女儿李星华在外间看报。

她后来在回忆录里写，窗外有人吼"不要放走一个"，穿灰制服长筒皮靴的宪兵、便衣侦探、黑制服的警察。

一瞬间挤满了屋子，警察和宪兵拥着此前被捕的工友阎振山闯进来，一个便衣特务指着李大钊问阎振山，他是谁，你认识他吗。

阎振山摇头，说不认识。

侦缉处处长吴郁文走上来，冷笑一声，说："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就是李大钊。"

当天被捕的，一共六十多人。

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和两个女儿也被抓走了。

李大钊被捕后，张作霖面临一个难题。

他需要向列强交代，也需要向舆论交代。

但警察厅拿不出苏联赤化中国的确凿证据。

4月6日当天，精通俄语的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奉命赶到北京见张作霖。

苏联大使馆武官室被抄了，档案文件不少。

各部院找来五六十个洋文人才，组成编译会，由张国忱当会长。

译出来的东西每天油印十份送过来。

十几天后，张作霖又把张国忱找去。

说这几天的东西他都看了，宣传赤化的材料没有。

找不出来可交不了差。

张国忱后来在晚年口述中说，听张这么说，没有也得造出来，非伪造不可了。

他找来白俄记者米塔列夫斯基伪造文件。

搞到一台与搜查出的文件同型号的打字机。

用新纸仿制，尽量做旧。

伪造件制成后，由王之相翻译。

4月18日，京师警察厅公布了所谓苏联《致驻华武官训令》。

指责苏联要求"为引起外国干涉"而"抢掠和杀人""组织反欧暴乱"。

4月28日上午。

由安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京畿卫戍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和京师警察厅四个机关组成的特别军事法庭开庭。

审理仅七十余分钟。

以"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

判处李大钊等二十人死刑。

从4月6日被捕到4月28日就义，李大钊在狱中度过了二十二天。

敌人多次对他施用酷刑，他没有吐露共产党方面的任何信息。

审讯中，他采取了一种有策略的应对方式。

国民党方面的问题，他如实讲出国民党市党部在全国设立的情况。

张作霖控制区域内国民党的具体活动，他以"说不清"来应对。

共产党方面的信息，他在供词中只字未提。

据当时报纸报道，李大钊受审时"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

后来他对审讯者说，拿纸笔来，他自己写。

这就是《狱中自述》，全文两千八百一十八个字，毛笔小楷。

他在自述中讲述了自己的求学经历和救国志向。

坦然承认反对现政府、拥护农工利益的政治立场。

但对中共北方区委的组织计划和具体任务，坚称"概不知之"。

为了保护同时被捕的其他人，他表示自己"负其全责"。

要敌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

1927年4月28日，下午两点。

李大钊被押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

他穿着灰布棉袍，站在绞刑架前，留下最后一张照片。

行刑官问他，对家属有什么遗嘱。

他答："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何憾为？"

没有遗书。

他第一个走上绞刑台，那年他三十八岁，同案就义的十九人中，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路友于。

中共北方区委《政治生活》主编范鸿劼。

国民党员邓文辉。

中共妇女部长张挹兰等。

李大钊牺牲后，遗体被装入一口薄皮棺材，暂时寄放在宣武门外下斜街的长椿寺内，由警察看守。

赵纫兰和女儿李星华、李炎华当晚获释，回到灰厂豁子内朝阳里的家中。

她们当时并不知道李大钊已经遇害，直到1933年4月。

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北京大学师生和李大钊生前好友，为李大钊发起公葬。

牺牲六年后，他才终于入土为安。

我觉得，1927年4月4日那天熊希龄女儿婚礼上，杨度中途离席那几步路。

比他当年写的那篇劝袁世凯称帝的文章重得多。

一个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到最后给一个共产党人报信。

2013年杨度家乡湖南湘潭重新修复他的故居。

故居展室里摆着一张放大的老照片。

照片上杨度穿着长袍坐在藤椅上。

展柜旁边没有提他当年劝进袁世凯的那一段。

只在一行小字里写着他1927年4月为李大钊避难奔走的事。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信息来源：

1、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关于1927年4月6日东交民巷被捕、吴郁文指认、狱中二十二天、4月28日就义相关回忆

2、张国忱晚年口述《张作霖伪造苏联文件经过》，及京师警察厅公布所谓《致驻华武官训令》、四机关特别军事法庭七十余分钟审理判处李大钊等二十人死刑相关档案

3、《李大钊传》及1933年公葬经过，杨度通过胡鄂公、章士钊夫人吴弱男向李大钊报信、四人得以脱险相关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