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最后促使中央下定战略转移决心的，竟然是个“叫花子”

1934年10月的一天，赣南山区的山路上，一个乞丐正一步两歇地往前挪。蓬头垢面，衣服烂成布条，手里拄着根脏兮兮的木拐，脚上趿拉着一双沾满泥巴的破鞋。走近岗哨的时候，一股带着血腥的馊臭味散开来。国民党哨兵捂着鼻子直皱眉，有人不耐烦地挥手：“一个臭叫花子，有什么好问的？赶紧让他滚滚滚！”

这个“叫花子”歪着身子从岗哨边挪了过去。哨兵们不知道，这个人叫项与年，是德安县国民政府保安司令部里的情报参谋，真实身份是潜伏的中共党员。他怀里揣着一份能决定几万人命运的东西。

蒋介石的“铁桶”，要把红军箍死

先说说那份情报是什么。1934年9月底，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了一场两百多人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部署第五次“围剿”的终极方案。这个方案叫“铁桶围剿”，计划集结150万大军、270架飞机、200门大炮，以瑞金为圆心，在半径150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一个包围圈。每推进一华里拉一道铁丝网，每推进十华里筑一道碉堡线，步步为营，层层紧锁，要在6个月内把中央苏区箍死在里面。

说白了，就是一口锅从四面八方合拢过来，锅盖一扣，里面的人一个都跑不了。

更要命的是，当时中央苏区的实际指挥者是李德和博古。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博古把军事大权全交给了他。李德打仗靠的是地图上的简单草图，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指挥红军跟装备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硬碰硬打阵地战。第五次反“围剿”打了一年，红军越打越被动，地盘越打越小。如果再让“铁桶”合上口，就真的全完了。

情报到手，但怎么送出去？

几个人连夜把情报要点用特种药水密写到四本学生字典上，作战图用薄纱纸描摹下来。电报先把核心要点发回了瑞金，但光有要点不够，红军突围需要知道敌人的具体部署——哪个方向兵力薄弱，哪条路有碉堡，哪条河可以渡。这些细节全在字典里。

必须有人把这四本字典送到瑞金。项与年站了出来。他是福建连城人，1925年入党，是闽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长期在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他会讲客家话，熟悉赣南的地形和人情，是最合适的人选。

一个教书先生，把自己变成了乞丐

项与年最初扮的是教书先生，揣着字典上了路。白天休息，晚上赶路，避开大路，穿山越岭。但越靠近苏区，盘查越严。每个村子都修了碉堡，每个路口都有哨卡。一个教书先生带着四本字典，在国民党军队眼里本身就是可疑的。教书先生这层皮，穿不住了。

项与年做了一个决定。他在路边找了处隐蔽的地方，拿起一块砖头，对着自己的嘴砸了下去。四颗门牙当场脱落，鲜血直流，巨大的疼痛让他昏了过去。

醒来之后，他把已经破损的衣服撕得更烂，用汗水和泥污把脸抹脏，把四本字典塞进一个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盖上讨来的发馊食物。门牙没了，脸肿了，嘴里全是血，说话漏风，整个人散发着一股馊臭味。一个清秀的情报官，就这样变成了一个谁都不想多看一眼的叫花子。

你想想那个画面。一个人为了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拿砖头往自己脸上砸。他不能慢慢来，不能只掉一颗牙装装样子，因为检查的人一眼就能看出破绽。要骗过哨兵的眼睛，就得真把自己毁了。

过哨卡的那一刻，最危险

接下来的路，项与年靠着一副乞丐的模样往前走。走到岗哨前，哨兵捂着鼻子让他滚。他用客家话低声应着“是，长官”，歪着身子挪了过去。客家话救了他——哨兵一听是本地口音，连查都懒得查了。

就这样，他用了六天时间，从赣北德安一路走到赣南瑞金，穿过几十道关卡，翻山越岭，风餐露宿。1934年10月7日，他到达瑞金沙洲坝的中共中央驻地。周恩来接过情报的时候，几乎认不出眼前这个叫花子就是自己熟悉的老部下。

三天之后，红军走了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战略转移行动命令，中央红军从瑞金、于都出发，踏上了长征路。这一天，距离庐山军事会议结束还不到10天，蒋介石的“铁桶”还没布置完毕，人就已经走了。

出发时间比原定计划提前了半个月左右。半个月，在平时不算什么，但在“铁桶”合拢前的半个月，就是生和死的区别。红军突围后第10天，按照“铁桶计划”推进的国民党军才占领宁都、长汀、会昌，兵临瑞金城下时才发现，人早没了。

毛泽东后来在长征突破乌江天险后感慨过一句话：“我们这些人能活着出来，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项与年送完情报后，参加了长征先遣侦查队，但很快又被组织召回上海继续做地下工作。他后来在西北做统战，在东北搞土改，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建设工作。1978年去世，84岁。临终前交代家人，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交党费。

一个教书先生，用四颗门牙和六天的乞讨，换来了几万人活着走出去的机会。历史书上写的是战略转移，但真正把这个“转移”变成可能的，是一个蹲在路边拿砖头砸自己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