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9月，山西平型关一带，国民革命军第17军军长高桂滋面对的不是一场普通阻击战，而是一场几乎没有退路的硬仗。此时，他的部队刚从南口战场撤下，兵员损耗严重，却被推到了日军进攻的正面。
平型关战役之所以被广泛记住，往往是因为八路军第115师在9月25日取得的伏击胜利。但这场胜利并非孤立发生。日军主力沿平型关、团城口方向推进时，晋军和第17军在正面承受了极大压力，牵制与伏击，构成了同一战场上的两种作战方式。
当时，战区方面曾考虑让八路军承担正面防御任务。彭德怀认为，八路军装备和兵力都不适合与日军进行阵地对攻，更适合隐蔽设伏、袭击侧后。这个判断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于是，正面阵地的重担，更多落到了高桂滋等部队肩上。
高桂滋没有多少选择。第17军能够投入前线的兵力并不充足，部分部队此前已经在南口战役中遭受重创。面对日军飞机、大炮和步兵联动进攻，他只能依托山地、村落和既有工事，尽量把每一寸阵地守住。
战斗最紧张时，日军不断增加兵力，对团城口一线实施猛烈冲击。炮火过后，步兵成群压上；阵地失守，便组织反击。双方争夺的不是一座城池那么简单，而是通往晋北腹地的交通节点。
据战地记载和相关回忆，高桂滋在部队即将难以支撑时，曾向上级表示，人在阵地在，绝不会轻易后退。这类话并不华丽，却符合当时的战场处境：援军迟迟不到，弹药和粮食都在减少，守军只能用伤亡换取时间。
有意思的是，八路军第115师的伏击行动，确实打乱了日军后方运输和指挥节奏，也减轻了正面守军的一部分压力。但这不能抹去第17军在阵地战中的牺牲。两支部队作战方式不同，承担的任务也不同，不能只用一个战果概括全部贡献。
战后，《大公报》曾以“高桂滋残兵血战”为题报道相关情况，称其部队孤军苦战，损失极为惨重。报道中的“残兵”并非贬义，而是说明这支部队在连续作战后，已经到了兵力枯竭的地步。若没有正面阻击，日军行动很可能更加迅速。
高桂滋并不是只在平型关一战中表现突出。1933年长城抗战时，他担任第32军第84师师长，率部在日军重点进攻地段坚守。日军凭借火炮和航空兵反复轰击，守军伤亡不断，阵地却没有立即崩溃。
那一战持续数日，84师多次击退日军冲锋。部队装备落后，补充困难，官兵只能依靠地形和近距离反击。高桂滋亲临前线督战，要求各部稳住阵脚。长城抗战使他的名字进入全国舆论，也让他获得了不少军政人物的肯定。
平型关之后，高桂滋逐渐认识到，单靠固守阵地，很难长期抵挡日军的装备优势。他派人接触八路军，了解破袭、伏击和交通线袭扰等战术。此后，第17军在晋南活动时，也曾采取破坏铁路、袭击据点等办法，迫使日军分散兵力。
这件事很能说明高桂滋的特点。他并不拘泥于所谓“正规军只能摆开阵势作战”的旧观念，而是愿意根据敌我条件调整办法。对于一名旧式军队出身的将领而言，这种变化并不容易。
1941年的中条山战役中，第17军再次陷入日军重兵包围。部队苦战多日，伤亡严重，只能寻找薄弱地段突围。日军曾以重金悬赏捉拿高桂滋，他的部下甚至利用一具相貌相近的遗体设下疑冢，借此迷惑搜捕部队。
突围途中，有人劝他投靠汪精卫集团。高桂滋当即拒绝，表示自己可以与旧交有来往，却不能投身为侵略者效力的汉奸政权。这一选择未必改变战局，却反映出他在民族立场上的底线。
抗战胜利后，高桂滋没有继续卷入新的内战。1950年，他在重庆通电起义，结束了长期军旅生涯。1959年1月6日，高桂滋病逝，后安葬于北京八宝山公墓。
平型关的战果，当然应归于第115师周密组织和英勇作战；而团城口等正面阵地的苦战，也不能被轻轻带过。林彪完成了伏击战，高桂滋承担了硬碰硬的阻击战。若只记住一个名字，便难以看清那场战役真正的力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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