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1年11月19日，山东济南大雾弥漫，徐志摩乘坐的飞机在南大山一带失事，34岁的诗人由此结束了短暂而跌宕的一生。
那天的天气并不适合飞行。飞机由南京飞往北平，途中遭遇低云和浓雾，能见度骤然下降。飞机撞山后起火，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第二天，北平报纸刊出了现场消息，提到机身焚毁严重，遗体也受到严重损伤。文字冷峻，读者却能从字缝里感到事故的惨烈。
徐志摩的死，不只是一次空难。对当时的文化界而言，这像是一块突然砸落的石头，击中了许多人原本就不平静的生活。有人惋惜他的才华，有人议论他的婚姻，也有人把多年积累的成见，一并带进了悼念之中。
消息传来时，陆小曼正在上海。她与徐志摩的婚姻，早已被许多人视作一段争议极大的结合。徐志摩为这段感情付出过沉重代价，甚至与原本的家庭关系发生决裂。两人的生活后来又受到经济压力、身体状况和社交应酬的牵扯，外界对陆小曼的指责，也越来越集中。
关于她没有参加徐志摩葬礼的说法，史料中存在不同表述，但徐家对葬礼安排确实十分谨慎。家属没有让陆小曼成为仪式的主持者，具体原因既有家族情绪，也有现实层面的考虑。那时徐志摩刚刚去世，遗体处置、丧事安排和舆论压力同时袭来，任何决定都不可能轻松。
真正承担起操持丧事责任的，是张幼仪。
她与徐志摩早已离婚，却仍然是徐家最熟悉、最能处理事务的人。张幼仪不仅要面对徐志摩父母，还要安排遗体转运、治丧和安葬等事宜。她没有在公开场合争论旧日婚姻，也没有借机申诉委屈，而是把一场混乱的丧事尽量办得周全。
有人劝她不要太过操劳，她只是说：“人已经走了，丧事总要有人料理。”
这句话未必有确切出处，却很符合当时张幼仪所处的位置。她不是徐志摩生前最受宠爱的人，却成了他死后最可靠的料理者。她题写的挽联中有“万里快鹏飞，独撼翳云遂失路”之句，既写徐志摩才华和抱负，也写出了突遭横祸的悲凉。
张幼仪对徐志摩的感情，不能简单归为爱情。两人婚姻开始于传统家庭安排，徐志摩后来追求新的婚姻观念，张幼仪却在生活中承担了更多实际责任。离婚之后，她没有因此垮掉，反而学习金融和经营，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生活。徐志摩曾承认她有胆量，这种评价里，多少带着迟来的认识。
林徽因也为徐志摩写下悼词。两人没有成为夫妻，却保持着复杂而长久的友谊。徐志摩早年为她倾倒，林徽因则始终清楚地守着自己的边界。她的挽词写到旧日欢哀，也写到永诀后的惆怅，文字并不只是悼念一个诗人，也包含着对一段往事的告别。
冰心的态度则尖锐得多。徐志摩遇难第六天，她在写给梁实秋的信中谈到徐志摩，认为他一生聪明而任性，在感情问题上既伤害过别人，也消耗了自己。她还借“蝴蝶”和“蜜蜂”作比，批评徐志摩没有真正承担起家庭生活的责任。
这封信后来引发不少争论。冰心与徐志摩并非亲密朋友，她的判断带有个人立场，也带有当时文人之间的交往隔阂。把矛头完全指向林徽因并不准确，因为信中谈到的“女人”，更像是对徐志摩感情生活的概括，而不是一篇正式的悼文。
徐志摩生前身边不乏女性，却不能据此断定谁才是“真正爱他的人”。张幼仪的付出最具体，陆小曼与他共同生活多年，林徽因则留下了精神层面的牵挂。三种关系彼此不同，不能用一句话盖棺定论。
陆小曼当时29岁。徐志摩去世后，她长期承受来自徐家的不满和社会舆论的压力，生活也明显收缩。有关她临终前希望与徐志摩合葬、却未获徐家同意的记载，常见于回忆材料之中，但具体细节仍应以家族文书和墓葬资料相互参照。
徐志摩的葬礼，表面上是对一个人的送别，实际上也把他的婚姻、爱情、家庭和文人交往全部摆到了众人面前。张幼仪主持丧事，并不意味着她终于赢得了爱情；陆小曼不能参与，也不等于她与徐志摩的共同生活从未存在。那场葬礼留下的，正是这些无法轻易分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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