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10月12日，我国外交部发布制裁令，宣布对巴拉圭内阁政府的通信和技术部长古斯塔沃·埃米格迪奥·比利亚特·萨玛涅戈，以及伯利兹内阁政府的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弗朗西斯·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
我们之所以要制裁这两个内阁部长，核心原因就是他们俩“顽固支持所在国家同我国台湾省维持所谓的‘邦交’关系”，这明显是违背国际社会的共识——一中原则，实质就是侵犯我国的领土主权完整。
所以，反制的措施还是跟我们之前制裁的其他国家相关人员的一样，包括限制入境内地和港澳地区、冻结他们在我国境内的各类财产、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和个人跟他们进行交易和合作。
由于比利亚特部长所在的巴拉圭政府、丰塞卡部长所在伯利兹政府并未与我国建交外交关系，意味着他们俩几乎跟中国大陆没有过官方接触，更别谈在我们境内有某种财产；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对巴拉圭和伯利兹两国的这两位内阁部长的制裁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
不过，这个象征意义在特定背景下凸显了非同一般的姿态。
因为我们制裁的巴拉圭通讯和科技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交部长丰塞卡，应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对我国的非邦建国的在任内阁政府部长实施制裁，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施行以来，首次面对我们的非邦交国官方人士。
反外国制裁法自从2021年6月10日正式实施以来，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菲律宾、英国等多个国家的组织负责人、企业负责人、议员、内阁部长、卸任官员因各种原因被制裁。
比如2026年6月，我国制裁菲律宾现任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就是因为其在南海、台海问题上挑衅滋事、恶意诋毁中菲关系，是我国制裁的第一个外国内阁政府现任部长；还有日本卸任的统合幕僚长岩崎茂上将、英国国会议员蒂姆·劳顿、德国学者郑国恩、美国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泰克里、英国卸任的就业与养老金事务大臣伊恩·邓肯·史密斯等等。
通常情况下，我们只针对邦交国的某些对华极端不友好的人物实施制裁，甚至会顾及到与现任政府的关系，不到迫不得已不会制裁现任的内阁部长，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是一个先例。
可现在我们把制裁的大棒挥向非邦交国的内阁成员，可谓是打独促统道路上亮出的第一剑，主要有三重用意：
首先，展现打独的决心。我们今天制裁的伯利兹外长丰塞卡、巴拉圭通讯和科技部长比利亚特都是极力推动与我台湾省维持联系的关键人物之一，包括前天岛内的“双十日”，巴拉圭内阁通讯和科技部长比利亚特亲自发文庆贺，公然把我们的台湾省视为“主权国家”；还有林佳龙在9月30日窜访伯利兹时，受到伯利兹外长丰塞卡的热情接待，并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
如今我们果断制裁伯利兹外长丰塞卡、巴拉圭通讯和科技部长比利亚特，就是向国际社会表明，我国绝不会容忍任何国家在涉台问题上的挑衅，无论是否与我们有邦交关系，只要踩了台湾问题上的红线，都将面临实质性后果，从而强化一中原则在国际社会的威严。
其次，震慑挺独的政客。现如今，无论是我们的邦交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还是非邦交国的斯威士兰、巴拉圭、伯利兹、危地马拉等，都有部分势力受到台湾经济利益的诱惑，在涉台问题上跳的很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一中原则”在国际社会的权威性。
所以，我们现在通过制裁具体个人，尤其是中国非邦交国的现任内阁政府部长级官员，来警告其他仍与台湾省保持所谓“邦交”的国家中的政客，不要为了一己私利而损害中国核心利益，否则会付出代价。
最后，压缩谋独的空间。我国台湾省现在还有12个“邦交国”，基本都是联合国的成员，为了扩大国际能见度，台湾省凭借自身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以“金元外交”的形式通过所谓的“邦交国”来帮助打开国际空间，比如非洲的斯威士兰王国每年接受台湾省数千万美元的援助，还有帕劳每年接受台湾省1000万美元的“经济振兴计划”援助，促使这些邦交国在国际场合替台湾省说话。
我们当然不能任由台湾省“金钱买外交的情形愈演愈烈，这次针对我国非邦交国的现任内阁部长进行制裁，就是通过打击台湾省的所谓“邦交国”中的挺台政客，来从内部削弱台湾维持所谓“邦交”关系的社会和政治基础，进一步压缩其国际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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