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战事未平，阿桂、和珅率军向兰州推进，途中遇上连日暴雨。雨水冲坏道路，军粮运输受阻，按常理说，这不过是一份普通的行军奏报。可奏报送到北京后，乾隆却立即变了脸色，命阿桂与陕甘总督李侍尧彻查甘肃官场，并严令“根求到底，务令水落石出”。
一场暴雨，为何能引出如此猛烈的震动？关键不在雨，而在甘肃官员此前递上去的奏折。多年之间，他们反复声称当地连年大旱、粮食奇缺，朝廷也因此不断拨银拨粮。如今大军经过甘肃，却遇到阴雨连绵，乾隆由此想到一个严重问题：若雨情并不如奏报所说，那么那些所谓灾情和赈粮，究竟去了哪里？
甘肃的弊案，牵出的并非一个县、一个府，而是一套层层遮掩的利益链。调查人员很快发现，地方官把捐粮改收银两，账面上粮食源源不断，实际仓廪却没有相应储备。为了填补缺口，他们又虚报灾情，把不存在的粮食写成赈济数目，分摊到各州县，以此消账。
这套办法并非突然出现。乾隆二十五年，朝廷曾允许甘肃以缴粮方式捐取监生资格，借此补充地方粮食，也减轻国库压力。富裕商民愿意交粮求取身份，甘肃一度得到大量物资。可制度一旦落到贪利官员手里，粮食便成了可以反复做账的工具。
后来，甘肃捐粮办法一度停办，地方又恢复了向朝廷求取救济的局面。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锦提出恢复旧例，户部认为可以施行。乾隆需要有人整顿此事，便把浙江布政使王亶望调任甘肃，负责捐粮事务。
王亶望上任时说得十分漂亮：“务期颗粒均归实在。”乾隆听后颇为满意，几乎将相关事务交给他办理。谁知王亶望到任后，却与勒尔锦、兰州知府蒋全迪相互勾连，把应收粮食改成银两，再将银钱集中分配。
账面不能凭空空缺。王亶望等人便规定，各州县按虚报灾情的方式核销粮数，小灾说成大灾，无灾也要造出灾情。到了夏秋两季，再把所谓赈粮层层下发，账目看起来完整，仓库里的粮食却早已无影无踪。
有意思的是，这种做法很快变成公开的秘密。地方官若想补缺、升迁，就要向上级送银；上级收了好处，又替下属遮掩。候补知县麦桓甚至先许下重金，承诺上任后再从“赈灾”中筹钱偿还。此事荒唐，却说明官场已经把贪污当成了一笔可以预支的买卖。
王亶望在甘肃任职期间，表面上账目整齐，实际上积累了巨大亏空。乾隆四十二年，他不但没有受到追查，反而升任浙江巡抚。继任者王廷赞见前任安然离去，便照旧办理，甚至把收取的数额继续抬高。甘肃官场由此形成上下相护的局面。
更早之前，乾隆已经被另一件事刺痛。乾隆四十四年，军机大臣于敏中去世，皇帝一直把他视为清廉能干之臣。于敏中的家产因亲属争讼而被查，结果竟多达二百余万两白银。乾隆惊愕之余，仍选择保全其身后名声，只处理了相关亲属。
然而，银子不会凭空出现。随着甘肃弊案深入，办案者逐渐发现，于敏中的巨额家产，很可能与甘肃官员行贿有关。地方官要想长期隐瞒粮账，不能只靠州县之间互相遮盖，还必须打通京城中的关节。甘肃案因此不只是地方贪案，也触到了朝廷权力运转的隐秘一面。
阿桂与李侍尧奉旨查办后，王亶望被定为首犯，勒尔锦被令自尽，蒋全迪等人也受到严惩。案件扩大后，涉案官员达百余人，最终被处斩者达到五十七人，其余官员或充军、或徒刑、或革职。乾隆原本说要彻查到底，真正追查时却有所收束，原因并不难猜：牵连越深，暴露的人越多，朝廷自身也越难置身事外。
乾隆后来谈及于敏中时，曾说其厚资很可能来自王亶望等人的馈赠。那场暴雨揭开的，正是地方灾情、钱粮制度与权力交换彼此缠绕的真相。雨水打在甘肃道路上，冲垮的不是几段泥路，而是官府多年精心维持的假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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