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家务劳动，引出的一次尖锐的文学访谈

家务劳动，

当代政治中的巨大盲区

——专访《清洁》作者阿莉雅·特拉武科·泽兰

2024年10月24日

埃斯梅拉达·R·巴克罗 阿莉雅·特拉武科·泽兰

任绍菲 译

摄影：洛雷娜·帕拉韦西诺·亨廷

不同的家庭及其各自的“阴影”、阶级特权、对家政女工的虐待……作家阿莉娅·特拉武科·泽兰（1983年出生于智利圣地亚哥）的小说《清洁》在当代文学界激起波澜。她借埃斯特拉无畏的声音，编织出一段铿锵有力的叙事。这位女性以紧绷而激烈的笔触，剖析着自己的工作与生活。这是特拉武科继《残迹》和《双重越轨：重读四起女性杀人案件》之后的第三部作品。三部著作均斩获多项国际奖项。

《清洁》

[智利] 阿莉雅·特拉武科·泽兰 著

牟馨玉 译

作家出版社

问：《清洁》里的埃斯特拉是个住家保姆，背井离乡到城里打工，承受着种种压力。你为什么选择用她这种独特又锐利的声音来讲故事？

答：声音是小说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创作过程恰恰相反：声音的发现先于情节，并由此将我的想象力推向了意想不到的地方。这最终决定了故事中讲述的事件，而不是相反。换句话说，我从未问过自己“该如何讲述这个故事？”，而是“该如何构建一种声音？”。只有在此之后，关于情节的问题才随之浮现。

问：你怎么对家务劳动、照护工作这类题材感兴趣？

答：这个话题很老了，但也永远说不完。它是当代政治里一块巨大的盲区，既支撑着家庭，也支撑着一种让照护者隐身的模式。疫情期间，它曾被当作关键议题，但很快又被遗忘了。再说，家庭的舞台上每天都在上演日常悲剧，这些悲剧恰恰是人之为人的一部分。所以，这是一个可以一谈再谈的主题。

“照护工作既支撑着家庭，也支撑着一种让照护者隐身的模式。”

问：小说里的声音很有能量和勇气，但同时也被沉默包围着，很多思绪和感受都没说出来。你觉得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吗？面对社会不公，人们是不是常常选择沉默？

答：沉默确实很多，但更严重的是被消音。我们选择不去听某些声音，因为它们让人不舒服，或者我们根本不把它们当作声音，只当作噪音。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决定：听什么，不听什么，哪些话能听，哪些话要压下去，甚至对某些社会群体而言，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举个例子，发生抗议的时候，这种现象很常见。抗议作为一种集体的声音，呼吁改善劳动条件、工作时间、退休待遇、性别暴力等议题。但媒体作为权力的传声筒，转述出来的却不是这些，而是“暴力”、“蒙面人”或者“骚乱”。就这样，一种集体声音被抹掉了，它的内容、它的诉求被抹掉了。这也是一种被消音。而《清洁》里的女主角兼叙述者，一次又一次地遭遇了这种情况。

“我们选择不去听某些声音，因为它们让人不舒服，或者我们根本不把它们当作声音，只当作噪音。”

问：小说里的那对雇主夫妇，冷漠、虚伪，总在迎合社会对他们的期待。他们好像在扮演一个连自己都不确定想不想演的角色。你觉得，这种特权带来的权力有可能被扭转，让社会变得更公平吗？

答：我不知道。说到底，这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普通百姓的历史，也是女权主义试图改变权力关系的历史。确实有过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新的剥削和不平等。所以我是真不知道。

问：让那些在文学里总当配角、几乎没什么主动权的角色当主角，你觉得有意义吗？

答：我不是为了什么理念才写这部小说的，但它就这么写出来了。如果文学能借此揭示某些议题、引发讨论，我觉得挺好。不过，我不会说边缘人物在文学里一直缺席。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六十年代的社会小说，他们一直都在。

问：小说出版后，你有没有和女性读者交流过，特别是那些做家政的，听听她们对这本书的看法？

答：我收到很多家政女工的女儿发来的邮件，还有一家哥伦比亚的女工组织发来了一个很棒的邀请。这种交流很有意思。另外，还有一件事，挺好笑的，但也挺戳人。有一次，一个女读者，也是雇主，对这本书气得不行，给我发消息说她绝不会那样对待自己的“保姆”，还说我是个记仇的人，我的书就是垃圾。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部小说竟然能这么触动她，让她觉得自己被埃斯特拉戳中了，于是恨这本书，顺便也恨上了作者。

问：近年来，西班牙的家政女工逐渐获得了一些劳动权益，虽然这些权益并不总是得到落实，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失业保险缴费。那么，智利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答：智利有个家政女工工会，叫SINTRACAP，已经成立几十年了。一开始，她们甚至不被其他工友看作是工人，因为她们干的活不被认为是“工作”。自20世纪初这个工会成立以来，情况慢慢在改变，工作条件也在变，现在这种工作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主要在“家门之内”干了。这些女工确实争取到了一些权益，但非正规就业和剥削还是很普遍，而且她们很多是移民，处境脆弱，地位低下，所以那些权益常常只是停留在纸面上。

“家政女工确实逐渐争取到了一些权益，但非正规就业和剥削还是很普遍。”

问：现在人们好像越来越喜欢模糊阶级界限，把大多数人归进一种虚幻的“中产阶级”，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明明还在拉大。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答：我不知道，我只能抛出更多问题。为什么上层阶级不愿意被叫做“上层阶级”？是觉得丢人吗？还是他们真不觉得自己是？还是在撒谎？为什么底层的人会否认自己的出身？这是身份认同的问题吗？还是有别的身份认同在交叉？是缺乏阶级意识？但真的是这样吗？包括智利在内的全球大规模反新自由主义抗议，也许能引出别的问题、别的答案。

问：现代史上的独裁时期，比如智利，还有时间上更远一点的西班牙，是否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社会中根深蒂固的阶级主义和对权力的渴望？

答：就智利而言，这种影响首先是一道几代人都无法抹去的暴力伤痕，同时也体现在一种经济模式上，这种模式的暴力日复一日、从未停止。也就是说，那道伤痕每天都在被重新刻下。

问：布伦达·纳瓦罗（Brenda Navarro）、卡米拉·索萨·维拉达（Camila Sosa Villada）、克里斯蒂娜·里韦拉·加尔萨（Cristina Rivera Garza）这些名字如今广为人知，因为她们的文学作品从多个层面深入挖掘了现实的残酷。你觉得，现在拉美女作家和其他那些传统上被边缘化的群体，她们写的文学是不是更受关注了？

答：毫无疑问，女性创作的文学如今有了更高的可见度，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女性作家变多了，而是因为一些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让我们得以被看见。人们称之为“热潮”，但我认为这比热潮要深刻得多，而且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不过，在提出这个反思的同时，我要发出一个警示：继续谈论“女性创作的文学”，作为一种提升可见度的工具或许是有价值的，但如果这个标签存在的同时，“纯粹的文学”（按照这种划分，就是男性创作的文学）却原封不动、不被审视，那问题就变得棘手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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