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突围将至，李先念嘱张体学：你在宣化店唱一出“空城计”吧！

1946年6月26日夜，湖北宣化店，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率主力悄然西撤，留下张体学带领少数部队守住这座小镇。街面上灯火未熄，司令部仍有人进出，谈判代表也没有立即撤走。真正的大部队，却已经消失在夜色之中。

这不是普通的撤退，而是一场关系数万名指战员生死的突围。抗战胜利后，中原军区处在国民党军重重包围之中，活动范围不断缩小，粮食、被服和药品都十分紧缺。到1946年夏天，国民党军集结三十多万人，准备发动全面进攻。

中原军区的处境，郑位三说得很直白：“中原是孤立的，搞得好，就是光荣的战略部队，搞不好，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这句话的分量，不在于修辞，而在于当时的现实：五万余人被压缩在宣化店周围，东西南北都可能出现敌军。

1946年1月，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中原军区曾通过《罗山协议》《应山协议》和《汉口协议》等方式，试图避免冲突扩大。但协议并未换来真正的安全，国民党军仍不断推进，县城、村镇相继失守，军事压力一层层逼近。

6月中旬，中原军区截获敌军密电，得知对方准备在6月26日发动总攻。中共中央此前已经多次要求部队尽快准备突围。毛泽东在6月21日明确电示：“同意立即突围，并且是越快越好，不要有任何顾虑。”

问题随之而来：五万多人如何从包围圈中撤出，还不能让敌人提前判断方向？

李先念等人判断，敌军很可能把注意力放在东方，因为那里连接华中解放区。于是，他们决定让皮定均率第一纵队第一旅向东摆出突围姿态，牵制敌军主力；中原军区机关和主力，则趁机向西北方向转移。

真正困难的，是宣化店不能立刻“空”下来。当地仍有国共谈判人员，外方代表实际上承担着观察和监视的任务。只要司令部突然寂静，或者大批人员同时消失，突围计划就可能提前暴露。

李先念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张体学。他对张体学说：“你在宣化店唱一出‘空城计’吧。”话说得轻松，任务却极重。张体学当时担任鄂东军区独立第二旅政委，这支部队约六千人，原本也是中原军区的重要力量。

为了制造司令部仍在正常运转的假象，文工团按计划举行慰问演出，邀请有关人员参加；李先念还在街上与张体学一同出现，让外界相信军区领导仍在宣化店。司令部里照常有人走动，门口照常有哨兵，细节必须做到“像平常一样”。

李先念还留下了一张明信片，约定6月28日上午会面。6月28日，美方代表果然前来要求见李先念，张体学拿出明信片说：“李将军身体欠佳，改日再见。”对方没有立即察觉异常，只得离开。

当天深夜，对方再次逼问。张体学无法久拖，只能安排一名相貌和身材有几分相似的干部冒充李先念。灯光昏暗，距离又远，对方竟未能当场识破。短暂交谈后，他们离开了司令部。

这场周旋并非为了取巧，而是为了替主力争取时间。1946年6月29日，李先念率部已经越过平汉铁路，向西北急进。张体学随即设宴，将消息直接告知谈判代表：“我军主力已经被迫撤离宣化店。”说完便离席，没有给对方留下继续盘问的机会。

等对方赶到司令部，房屋已经一片漆黑。此前还人来人往的院落，只剩下空荡的桌椅。有人这才明白，先前见到的“李先念”，不过是替身。所谓“空城计”，并不是一场轻松的戏，而是建立在严密组织和巨大风险上的军事欺骗。

主力突围后，国民党军迅速调集多个整编师追击，并命令陕南部队堵截。中原军区各部在付出伤亡后，仍陆续越过平汉铁路，摆脱了最危险的合围。皮定均率部向东转移，也最终进入苏皖解放区。

张体学和独立第二旅却没有立即离开。为了掩护主力，他们在佛塔山一带顶住敌军连续三天三夜的攻击。待主力确认越过铁路后，部队才分路突围。张体学率警卫部队行动，其他各团也分散穿插，避免被敌军一口吞掉。

7月1日，独立第二旅部分部队在麻城林店会合，人数已经减少。张体学提出以营为单位分散突围，这一办法虽然削弱了集中作战能力，却提高了部队保存下来的可能。到7月17日，残部在冶溪河一带重新会合时，仍保留了相当力量。

但新的命令改变了他们的去向。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部署，独立第二旅停止继续远行，转入大别山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部队改编为数个支队，张体学负责地方党政和军事工作，原有建制逐步转入隐蔽分散状态。

这条路更加艰难。部队被迫拆散，干部战士缺粮少药，敌军还悬赏缉捕张体学等人。有人牺牲，有人失散，也有人化装潜回或辗转北上。直到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这些坚持下来的游击力量才重新与主力取得联系。

宣化店留下的，不只是一次成功的伪装。李先念把最危险的掩护任务交给张体学，张体学又把部队留在敌后，这其中有战场判断，也有不得不承担的牺牲。中原突围能够保存革命力量，靠的并非单一方向的突击，而是主力转移、佯动牵制和地方坚持彼此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