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明弘治十三年，朝廷在处理军户婚配时，已经出现了“给官钱娶妻”的做法。表面看，这像是一项替士兵解决终身大事的安排：没有妻子，官府出钱；到了卫所，家属随行；有田地可耕，有粮食可领。可这份看似体面的待遇，背后却藏着明代军户制度最难化解的矛盾。
军户不是临时征发的壮丁，而是登记在册、世代承担兵役的人户。父亲当兵，儿子往往也要接替；一家一户被固定在军籍之中，不能随意脱离。洪武十七年，也就是1384年，明朝正式整顿卫所制度，在各地设置卫、所，军士平时屯田，战时出征，形成“寓兵于农”的格局。
这种制度的算盘打得很精。国家不必长期承担庞大的军饷，军士靠屯田解决一部分粮食，卫所又成为地方防务的骨架。朱元璋曾有“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的设想。问题在于，制度写在纸上，执行却落在具体的军户身上。
一个军户要耕田、操练、守城，还要承担各种差役。田地未必肥沃，收成也未必稳定，军官和吏员却可能层层索取。明代史料中提到，有的军户不仅被侵扣月粮，还被占作私人役使，甚至要额外缴纳钱物。名义上是守卫国家，实际生活却常常捉襟见肘。
逃亡因此成为卫所制度挥之不去的难题。
朝廷很早就发现，单身军士更容易逃走。没有妻儿牵挂，也没有固定家庭，到了边地或偏远卫所，一旦不堪劳役，便可能设法脱身。于是，军户赴卫时携带妻小，逐渐被看作稳定军籍的一种办法。对已经成婚的人，家属随军；对没有妻子的军士，官府则设法为其婚配。
“送媳妇”的说法，正是从这里流传开来。但这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婚姻撮合，而是带有强制色彩的军籍管理。官府看重的不是男女双方是否情投意合，而是能否把军士和卫所、田地、户籍牢牢捆在一起。
更麻烦的是，所谓“妻子”并不总是真正的妻子。有人为了应付查验，临时雇人冒充家属，到了卫所便各自离开。明代文献记载，军士甚至会雇用身份低微的女子充作军妻，以此蒙混过关。朝廷后来要求核查“真正妻小”，正说明这种假婚配并非个别现象。
有意思的是，制度越想把人拴住，漏洞反而越多。官府出钱买妻，路途中的盘缠、衣食和安置费用，都要由地方承担。一名军户的婚配和押解，动辄耗费数十两银钱，对财政并不轻松。负责押送军士的里长，也要替他们置办婚事、准备行装，并防止途中逃跑。军户一旦脱逃，押送者还可能受到追究。
真正承受痛苦的，还有那些被强行配给军户的女子。她们往往出身贫寒，有些甚至因为家人获罪而受到牵连。婚姻不是自主选择，感情也无从谈起。军士若是逃走，妻子便可能被遗弃在陌生卫所，既无土地，又缺乏亲族照应，只能流落求生。
所以，佥妻制度并没有消除军户逃亡，反而暴露出卫所制的根本问题：军士逃走，不只是因为没有妻子，而是因为承担的义务远远超过能够获得的保障。
卫所军士既要承担兵役，又要耕种屯田，还常常被临时征调。所谓“屯七守三”或“屯八守二”，并不意味着生活轻松，而是说明军户要在农事与军务之间反复奔波。若遇灾荒、歉收，或者军官侵吞粮饷，一家人的生计立刻陷入困境。此时，妻儿不一定是牵挂，也可能成为军士逃亡时不得不抛下的负担。
明朝曾试图用家庭维系兵源，用世袭保证军队数量，用婚配减少逃亡。可军制真正稳固，靠的不是一纸婚姻，而是合理的待遇、清楚的责任和能够兑现的保障。若军户连基本衣食都难以维持，再严密的户籍和婚姻安排，也只能增加表面上的约束。
到了明代中后期，卫所军户大量逃亡，军籍空缺，屯田荒废，原本的兵农合一逐渐失去支撑。朝廷不得不更多依靠募兵，军队结构由此发生变化。佥妻制度看似是在给军户安家，实质上却是用家庭关系弥补军制缺陷。可家庭可以被强行迁徙，婚姻可以被官府安排，人心却很难靠命令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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