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
那一年九月，愉群翁的秋天来得不紧不慢。白杨树的叶子还没有黄透，田里的苞谷也才收了大半，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泥土和秸秆混合的气味。阳光照在东方红小学的土墙上，显出一种陈旧的、有些剥落的土灰色。
就在这样一个寻常的秋天，愉群翁东方红小学的一年级新生，挤满了三个破烂的大教室。三个一年级班级以“一甲班、一乙班、一丙班”命名。那年的新生出奇的多，应该是六十年代错生的一代人！
说是大教室，其实已经破得不像样子了。窗框歪歪斜斜，窗户上几乎没有几块玻璃，有的糊着发黄的塑料布，有的干脆就那么空着，风一吹，呜呜地响。地面更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扫帚扫过去，尘土扬起来，好半天落不下去。
课桌倒是有几张，但远远不够用，五六个人挤在一条长条凳子上，你碰我的胳膊，我挨你的肩膀，谁稍微动一下，整条凳子就跟着晃。就这样，三个教室还是装不下全部新生。分班那天，学校把所有新生都塞进一个教室里，那场面，就像装进车厢里的羊，一个挨着一个，挤来挤去，谁也分不清谁。
老师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一张花名册，开始念名字。她念一个名字，抬起头来看挤来挤去的人群，没有人应答。她又大声叫一次名字，还是没人应声，人群里嗡嗡的，像一窝蜂。
最后，老师不得已撕破嗓子吼一声：叫到名字的人站到前面来——这一声吼，教室才稍稍安静一些，几个胆小的孩子缩了缩脖子，胆大的还在交头接耳。被叫到名字的，从人缝里侧着身子往外挤，踩着别人的脚，碰着别人的胳膊，一路挤到讲台前面去。没被叫到的，继续在人群里晃荡，东张西望，一脸茫然。
说起来，那一年的新生，年龄参差不齐，个头也是。有兄弟三人一起入学的，大的领着二的，二的拉着小的，三个人站在那儿，像台阶一样一级比一级矮。有兄妹两个一起入学的，哥哥护着妹妹，生怕别人挤着她。
从六岁到十一二岁的人都有，有的还穿着开裆裤，有的已经能帮家里挑水做饭了。个子高的站在低个子里头，鹤立鸡群一般；个子矮的挤在高个子堆里，仰着脸看人，像掉进了大人国。那时候没有学前教育，没有幼儿园，很多孩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更别说数数了。
新生都一脸茫然，不知道上学是怎么回事，上课吵吵嚷嚷，像赶集一样。老师在讲台上声嘶力竭，拍着桌子，敲着黑板，一句“安静”要喊上七八遍，下面才能勉强静下来。
当时，接任东方红小学一年级新生的老师是孙敬书老师、金玉兰老师和吴伟老师。孙敬书老师，后来听说是退伍军人，瘦瘦的高个头，口音很重脾气也大，生气的时候满脸通红。
金玉兰老师是愉群翁本地人，扎着两条长辫子，走起路来，辫子随着腰身左右摆动，她的女儿也是那一年入学的新生。吴伟老师是个男老师，瘦高个儿，白衬衣扎进裤腰里，很是威武。他说话带有浓重的河南口音。
那时候的老师一包到底，一个人包揽了语文、数学、音乐、美术等多门课程。如今，这几位老师都已离开了人世。当年入学的新生，也都进入老年。那些一起挤在长条凳子上的同学们，有当了干部的，有做了买卖的，有种地的……
有的已经走了。大多数还在人世间奔波。偶尔在街上碰见，彼此端详半天，才从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认出当年那个流着鼻涕的小孩。
我就在那一年入学，分到一甲班，孙敬书老师是班主任。那一年九月，愉群翁的秋天来得不紧不慢，白杨树的叶子还没有黄透，田里的苞谷也才收了大半。那一年，我们什么都不懂，一脸茫然地走进东方红小学的校门，坐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挤在摇摇晃晃的长条凳上，开始了人生的第一课。
如今回想起来，那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也是一代人共同的起点。那些破烂的教室，那些嘶哑的嗓音，那些挤在一起的小小身躯，都成了岁月深处抹不去的印记。我们那一批学生，就像撒在瘠薄土地上的种子，靠着一股不甘心的劲儿，硬是扎下了根，长成了自己的模样。
（系列之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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