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里的真相：谁在敲诈，谁在恐惧？ ——六评赵瑞胜案

此前就赵瑞胜案写过五篇文章了，被人误解为我是辩护人，被人误解为我站队，但事实上我只研究其证据，不管谁反对我。因为动机并不重要，魔鬼往往隐藏在细节中。我试图挖掘被裁判文书以及媒体所忽略的，但我认为对事认定和定罪量刑又很重要的细节。至于有无道理，只有明事理者。一、一段被忽视的录音

2023年5月10日，江某辉律师与刘媛、赵瑞胜有一次通话。这段录音被公安机关提取，作为证据移送法院，公诉机关也在法庭上出示了。但一审判决对这段录音的解读，却与录音本身的内容南辕北辙。

录音里，江某辉问刘媛和赵瑞胜：“你们有什么条件或者方案可以说。”刘媛回答得很干脆：“没有。”赵瑞胜也说：“没有条件。”江某辉追问，刘媛说：“我条件说了，你不是找了人嘛，出来道歉，胡国强，他不是你大哥嘛，出来道歉呀。”赵瑞胜补充：“你的意思态度好，什么都好谈，态度不好，道歉就行。”

这就是录音里的原话。刘媛和赵瑞胜的诉求，是道歉，是保证安全，是“态度好什么都好谈”。他们没有提钱，没有提项目，没有提任何财物要求。江某辉问“有什么条件”，他们回答“没有条件”。这哪里像敲诈勒索？

然而，一审判决却认定赵瑞胜“利用对方恐惧心理，采取举报等要挟方式，在与对方谈判、讨价还价过程中，索取779.4万元未果”。779.4万元这个数字，出现在刘媛向顺义区人民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中，而不是出现在这段录音里。录音里，刘媛明确说“没有条件”，赵瑞胜明确说“没有条件”。判决书却把民事诉讼的诉求，硬塞进了“敲诈勒索”的框架里。

更讽刺的是，这段录音是江某辉提供的。江某辉是谁？他是刘媛聘请的律师，但他与对方律师张某州是同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同事，张某州还是主任。在另一段录音中，江某辉对张某州说：“想办法玩死他再说，什么敲诈勒索弄不成既遂，也得弄个未遂，够他喝一壶的。”这句话里的“他”，指的就是赵瑞胜。一个刘媛聘请的律师，在背后和对方律师商量怎么“弄”自己的当事人，这正常吗？

一审判决没有追问这个问题。它采信了江某辉的证言，却对录音里刘媛、赵瑞胜的真实诉求视而不见。录音是客观证据，笔录是主观记录。当客观证据与主观笔录矛盾时，应当以客观证据为准。但一审判决选择了笔录，抛弃了录音。

二、谁在恐惧？

敲诈勒索罪的核心要件之一，是被害人因恐惧而处分财产。那么在本案中，谁在恐惧？

胡国强、张爽在笔录中说，他们害怕刘媛、赵瑞胜的跟踪、监控和举报。但他们的行为却一点也不像害怕的样子。2022年3月1日，胡国强方在乌鲁木齐殴打全某伟至昏迷，在首都机场当众殴打刘媛、扒掉她的上衣。2022年4月，孙某青带着300万现金到房山良乡肯德基，说是“赔偿刘媛所受的委屈”。2023年7月，孙某青打电话威胁赵瑞胜：“那俩律师活不过三个月。”这是一个恐惧的人会做的事吗？恐惧的人会主动打人、主动威胁、主动设套吗？

反观刘媛和赵瑞胜，他们才是真正恐惧的人。刘媛在首都机场被殴打后，精神受到严重创伤，被诊断为抑郁症，有被害妄想症状。赵瑞胜在接到孙某青的死亡威胁后，不得不让律师撤诉，因为“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持续举报，是因为“只有他落马才能安全”。刘媛在录音里说：“我条件说了，你不是找了人嘛，出来道歉。”她想要的，只是一句道歉，一个安全保障。她害怕的是胡国强的权势，害怕被打击报复。

一审判决把胡国强、张爽认定为“被害人”，把刘媛、赵瑞胜认定为“加害人”。但录音里的真相是：刘媛、赵瑞胜在恐惧中求道歉，胡国强、张爽在嚣张中打人、威胁、设套。谁在敲诈，谁在恐惧，一目了然。

三、一场没有被害人的敲诈勒索案

更荒谬的是，本案的“被害人”胡国强和张爽，在刑事立案后从未接受过询问。他们的“陈述”，全部是2023年10月19日立案之前的行政笔录。根据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言词证据，不能直接作为刑事案件的定案根据，必须经过刑事立案后的重新收集。但本案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没有任何一家在刑事立案后对胡国强、张爽进行过询问。

胡国强在2023年1月11日乌鲁木齐的询问笔录，张爽在2022年5月24日、25日的询问笔录，孙某青在2022年2月13日、3月25日的询问笔录，全某伟在2022年3月2日、2023年7月20日的询问笔录，这些都是在刑事立案之前收集的。它们不能作为定案根据。一审判决却直接采信了这些笔录，等于用行政案件的证据材料来定刑事案件的罪。这在程序上是严重违法的。

一个敲诈勒索案，没有合法的被害人陈述。一个敲诈勒索案，没有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向公安机关说过一句话。一个敲诈勒索案，被害人从未在法庭上出现过。这样的案子，怎么定罪的？

更可笑的是，胡国强在2023年10月19日的笔录中说，刘媛、赵瑞胜的举报“只是造成了我在领导面前形象不好、影响不好”。他亲口承认，他没有恐惧。他的“恐惧”，是后来在法庭上被公诉人“解读”出来的。

四、造假证据链：从顺丰快递到代持协议

一审判决认定赵瑞胜敲诈勒索的证据中，有一些非常关键的“威胁”行为：向胡国强邮寄12张隐私照片，给胡国强母亲打威胁电话。但这些证据，没有一条能跟赵瑞胜、刘媛建立关联。这个问题有必要再强调一遍。

先说顺丰快递。单号SF1459709451052，寄件人“杨某东”，寄件地址河北省张家口市。杨某东是谁？公安机关没有查。这个快递是怎么寄出的？不知道。快递里的12张照片，是什么内容？照片上没有胡国强的签字确认，没有制作说明，没有原始载体。公安机关只拍了一张信封正面的照片，连快递单号都看不清。这12张照片，跟赵瑞胜有什么关系？没有。跟刘媛有什么关系？没有。

再说威胁电话。号码192****3143，给胡国强母亲打电话。这个号码没有实名信息，无法关联到任何人。而胡国强母亲的手机号139****8879，出现在顺丰快递单上。但这个号码在本案所有的电子数据中都没有出现。也就是说，刘媛、赵瑞胜根本不掌握这个号码，怎么可能用它去寄快递、打电话？

更诡异的是，江某辉在2023年5月10日与刘媛、赵瑞胜的通话中，就提到了“给胡国强母亲打电话”这件事。而根据胡国强的笔录，他母亲接到电话是在2023年7月29日。江某辉在5月10日就知道了7月29日的事？这不是未卜先知吗？还是说，这个电话根本就是胡国强一方自己安排的，江某辉提前知道了剧本？

还有那份“代持协议”。张爽说，别墅是帮瞿某代持的。但这份协议漏洞百出。协议签订日期是2021年2月3日，上面却写着“京（2022）顺不动产权第0002951号房产”。2021年签的协议，写明了2022年才能办下来的不动产权证号。这是时空穿越，还是造假？更不用说，张爽在2021年2月买房时，用的是她自己的购房资格，她亲口对赵瑞胜说“花了8万块钱买的工作居住证”。一个需要花钱买购房资格的人，怎么可能帮别人代持别墅？

这些造假证据，一审判决全部采信了。顺丰快递、威胁电话、代持协议，构成了“敲诈勒索”的“威胁手段”。但这些证据，没有一条能指向赵瑞胜。它们更像是一出精心编排的戏，目的是把赵瑞胜塑造成一个“敲诈者”。

五、被隐匿的提讯记录

赵瑞胜在侦查阶段，遭遇了严重的疲劳审讯和非法提讯。这些事实，在提讯提解证和笔录的对比中，暴露无遗。

赵瑞胜2023年11月27日被刑事拘留。根据提讯提解证，他在被抓后的前八天，一直在被提审，但提讯时间记录为“时间不明”。12月8日，侦查人员姚某直接进入看守所监区内，与赵瑞胜同处一侧，抽着电子烟，对着赵瑞胜吐烟圈。姚某说：“要弄的也不是我，让我自己想清楚，父子进来了还相互说呢，何况你和刘媛这关系呢。”他还说：“你要是不说，我就给你并案。”这一天，姚某没有制作笔录，也没有录音录像。赵瑞胜说：“我不知道说什么，你想让我说什么你告诉我。”姚某特别生气：“你这么死扛着也没用，除了得到一个前科什么都得不到，你也知道要弄的人不是你。”

这些细节，赵瑞胜在庭前会议和庭审中都说了。但一审判决对此只字不提。提讯提解证上，有大量提讯记录没有对应笔录，或者有笔录没有提讯记录。例如，2023年12月5日、8日、11日，赵瑞胜有提讯记录，但没有对应的讯问笔录。2023年11月30日，宁某有两次提讯记录，但只有一份讯问笔录。2023年12月1日、4日、6日、7日、8日，宁某有提讯记录，但没有笔录。邓某伟的提讯记录日期甚至存在矛盾。

这些被隐匿的提讯记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侦查机关在没有笔录的情况下，对赵瑞胜、宁某、邓某伟进行了审讯。这些审讯的内容，可能被诱导、被编造，然后写进了后来的笔录里。一审判决没有追问这些提讯记录的去向，反而采信了那些与提讯记录不符的笔录。

六、辨认笔录的诱导

宁某和邓某伟在庭审中都明确表示，他们对赵瑞胜的辨认，是在侦查人员的提示下完成的。宁某说：“赵瑞胜是公安提醒的我用排除法，是醒我是第五个，我是这样辨认出来的。”邓某伟说：“公安跟我说是赵瑞胜给我打的电话。实际我不记得怎么联系上刘媛了，我确定不了谁给我打的电话。”他还说：“警察指着赵瑞胜的照片说这个人就是赵瑞胜。”

辨认笔录是定案的关键证据之一。但本案的辨认笔录，充满了诱导和暗示。根据法律规定，辨认时应当将辨认对象混杂在具有类似特征的其他对象中，不得给辨认人任何暗示。但侦查人员直接告诉宁某“第五个”，告诉邓某伟“这个人就是赵瑞胜”。这样的辨认，还有什么意义？

一审判决采信了这些辨认笔录，认定宁某、邓某伟辨认出了赵瑞胜。但宁某、邓某伟在法庭上已经推翻了这些辨认。他们的当庭陈述，比侦查阶段的笔录更可信，因为法庭上有辩护人、有公诉人、有法官，有交叉询问。但一审判决选择了侦查阶段的笔录，抛弃了当庭的陈述。

七、录音里的“弄死他”

回到江某辉和张某州的录音。2022年4月21日，江某辉对张某州说：“想办法玩死他再说，什么敲诈勒索弄不成既遂，也得弄个未遂，够他喝一壶的。”这段录音，是张某州提供的。张某州是谁？他是胡国强、张爽的律师，也是江某辉的同事和领导。

这段录音说明什么？说明江某辉和张某州在合谋构陷刘媛、赵瑞胜。江某辉是刘媛的律师，却和对方律师商量怎么“弄”自己的当事人。这已经不仅仅是利益冲突，这是犯罪。江某辉在录音里提到的“敲诈勒索”，不是刘媛、赵瑞胜在敲诈，而是他在策划如何把刘媛、赵瑞胜包装成敲诈勒索犯。

更关键的是，这段录音的时间是2022年4月21日。而孙某青带300万现金到房山良乡肯德基，是2022年4月8日。也就是说，在孙某青“赔偿”刘媛之后不久，江某辉和张某州就开始策划“敲诈勒索未遂”的剧本。这个时间线，与后来公安机关立案、起诉的“敲诈勒索”指控，完全吻合。

一审判决对这段录音的态度是什么？它没有采信。它采信了江某辉的证言，却对江某辉与张某州的合谋录音视而不见。江某辉在证言中说，赵瑞胜向他提出要700万违约金和餐饮项目。但录音里，赵瑞胜说的是“没有条件”。江某辉的证言与录音矛盾，一审判决选择了证言。

八、不是目的论，是证据裁判

欧阳律师攻击我时，故意曲解我的愿意，说“只要目的正当，手段就可以不问”。但我主张的只是，在案证据无法证明赵瑞胜实施了敲诈勒索行为。录音里，刘媛、赵瑞胜说“没有条件”，说“出来道歉”，说“保证安全”。这些录音，是客观证据，是公诉机关自己出示的。它们证明不了敲诈勒索。

我是研究证据法的，我提出的只是，胡国强、张爽的陈述是立案前的行政笔录，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刑事立案后，没有任何合法的被害人陈述。一个没有被害人陈述的敲诈勒索案，怎么定罪？

我揭露的只是，顺丰快递、威胁电话、代持协议，这些所谓的“威胁手段”，没有一条能指向赵瑞胜。它们更像是胡国强一方自导自演的构陷。

我还主张，电子数据的提取程序严重违法，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全某伟的证言是孤证，不可信。提讯记录被隐匿，辨认笔录被诱导。

这些难道不是从证据细节的角度提出的正常质疑吗？

一审判决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它选择了有罪推定，选择了采信控方证据，选择了忽视辩方证据。这不是证据裁判，这是立场裁判。

而某些律师对这些视而不见，他们反而质疑我的动机。

九、谁在伤害法治？

就这个案件，我写了六篇文章，也该告一个段落了。此案与我完全无关，不是我代理的，也不是我们团队的案件，我只是作为旁观者看不惯。

我期待的是，任何人都可以获得公平公正的审判，而不是构陷。

本案的实质，是一起民事纠纷，被胡国强一方利用权势和关系，包装成了刑事案件。胡国强是正厅级官员，他动用了新疆、北京两地的公安关系，对举报他的刘媛、赵瑞胜进行打击报复。他成功了。赵瑞胜被关押两年多，一审被判六年十个月。而胡国强自己，因为贪腐被纪委查实，已经落马受审。

本案的证据链支撑得住这个判决吗？裁判逻辑经得起推敲吗？

这是一个荒诞的结局：举报贪官的人被判刑，被举报的贪官被审判。如果这个判决生效，今后谁还敢举报？谁还敢与贪腐作斗争？每一个举报人，都可能被扣上“敲诈勒索”的帽子。每一个维权者，都可能被送进监狱。

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本案敲响的警钟。我只是作为一名研究了证据法近三十年的学者而不是执业律师，对这个案件进行一点研究，提醒二审法院，正视录音里的真相，正视证据的严重缺陷，能正本清源，作出更为公正的判决。这不仅是为了赵瑞胜，更是为了每一个相信法律、相信正义的普通人。

录音不会说谎，说谎的是那些故意不听录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