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天台桐柏宫起义坚持半年影响巨大，24位党员骨干为之英勇牺牲

1930年桐柏宫工农红军的起义，是浙江全省工农红军起义的组成部分，是与红十三军活动密切配合的，也是天台地下党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斗争，是1928年斗争的继续。这次斗争，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在周边造成很大的影响。

1928年，欢岙赎 当 斗争失败后，天台党组织虽然遭到严重的破坏，但是革命意志坚强的党员，仍然不畏敌人的残暴，坚持斗争。

青年党员戴方伦、朱崇奎、许万灿等，仍在1929年秋季发动了城区的平粜斗争和减租减息的斗争。前洋潘的潘祖铭等同志，也在官塘、官塘张一带发动了减租斗争。

特别是欢岙的大部分党员，在袁存生的领导下，组织赤卫队，坚持艰苦斗争。他们一面千方百计与上级党取得联系，一面与螺溪周的同志联合起来共同斗争。

县委书记石瑞芳也多次潜回欢岙，指导他们继续联系城乡党员，壮大自己力量，设法武装起来，开展武装斗争。他们依照石瑞芳的指示，克服无数困难，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团结起了一百多个党员，后来成为桐柏宫起义的基本力量。

为了武装自己，1930年2月，他们在螺溪周庵秘密开会商量购买枪支。不料被地主陈孟森告密，引来伪省防军包围了螺溪周庵，周传鼎同志被当场打死，王老五同志被捕牺牲。

同志们义愤填膺，坚决要求为牺牲的同志报仇，由周传帽率领，深夜包围了地主的房子，但因天太黑，使地主从厕所里逃走，只烧了房子，烧死两个地主的护院。

石瑞芳离开天台后，由包定担任县委书记。在赎当斗争失败后敌人进行反扑时，包定先在滥田、城关等地隐蔽，因他是外县人，生活特别困难。一九二九年春，包定到杭州找省委，不久被捕牺牲。

石瑞芳离开天台，到了特委，做了一段时间的恢复工作。杨敬燮、朱渭滨等也先后到了海门。1928年底，浙南特委撤销后，管荣德调省委，王逸仙担任台州特派员。

他们几个人汇合在一起，研究斗争办法时，认为各县的党组织都垮了，一时不可能恢复，要改变当前的困难局面，只有另辟新地区，以组织农民武装，待机暴动。

于是，1929年初，石瑞芳即回天台，经过南山地区党组织，进入黄沙地区。黄沙是天台、仙居两县交界的地方，四十里山地，地势险要，人民生活困苦，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是发展农民武装的好地方。

石瑞芳进入黄沙后，首先发展了陈宪章、詹耀华等几个党员，站住了脚，立即开展宣传，组织农民武装活动。

接着王逸仙、杨敬燮、朱渭滨等同志也先后到了黄沙。他们和群众在一起，一面宣传教育，一面扩大农民武装，组织各项工作，都安排专人负责。还和群众一起自制武器（土手枪、土快五等），连续几个月，搞得热气腾腾。

1929年2、3月间，省委决定重建浙南特委，在黄岩召开会议，推选石瑞芳为书记。

石瑞芳任特委书记后，仍在天台一带活动。他扮作卖盐人，进入方前地区。方前也是山区，与仙居、东阳、天台、缙云等县接壤，这里人民生活困苦，大都靠贩私盐为生，石瑞芳和陈方球、施仁灶等一起宣传、组织农民武装。

当地有个陈少华，原系国民党部队的营长，因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退伍回家，拉起一部分农民，在西户山上搭起茅蓬居住。他被我方争取过来后，山上茅蓬就成了我各地农民武装的流动站，经常住着各地的武装人员。

当地的农民武装有70人，施仁灶任队长，陈方球任书记，起居吹号，纪律严明，俨然成了一个道地的军营。

这里住的有本地人，黄沙人，石瑞芳带去的一批人，也有东阳、永康、仙居、新昌各县来的人。石瑞芳等几位领导同志，也经常到这里开会、住宿，成了他们的指挥部。袁存生的情况汇报，也叫通讯员徐台中送到南山下汤联络站转送茅蓬石瑞芳。

东坑口村是东阳地下党的一个基点，派有党员驻着，选举村长、农会主任，建立红色村政权，打土豪、斗地主、搞得十分红火。

东坑口与西户山建立了联系。西户山上的人不仅打土豪、斗地主，而且进入街头烧了国民党政府的粮册和税单，一系列的斗争，搞得敌人惊慌万状，调来东阳、天台两县的省防军围剿，村长、农会主任等被杀二十多人，农民武装也被打散；东坑口村房屋也全被烧光，方前地区也牺牲了多人，损失惨重。

北区龙宫、马岙（现属宁海县），也是山区，与欢岙相连，是周振三同志的家乡。石瑞芳派周振三同志活动，建立党支部，也组织起一支农民武装，成为桐柏起义三大主力之一。

杨敬燮又在洪畴戴、榧树一带组织农民武装。

经过这一年的努力，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力量，连北区一百多人在内已有五、六百人，超过了原有的力量。省委、特委都认为有了暴动条件，特委命令杨敬燮集中力量破城散粮，救济贫民。

1929年12月，杨敬燮回到城内，召集各地武装同志到南门溪滩开会，准备进城。因行动失密，被敌人发觉，会未开成，计划未能实现。杨敬燮回到特委。

1930年初，省委有了大规模武装起义计划。省军委命令杨敬燮立即回到天台，集中各地农民武装，编为浙江工农红军第二纵队，与第一纵队在天台街头会师，攻取天台，并委派杨敬燮为第二纵队总指挥，攻取天台城，这就是桐柏起义的由来。

1930年4月清明前，杨敬燮和王逸仙、周佐明等三人，带着委任令、关防和学习资料，来到了栖霞乡滥田村。

这里地处桐柏山区，是一个只有二十户人家的山村，村里有一个可靠的党支部，群众关系也很好，是过去县委召集负责同志开会、经常出入的地方，1928年浙南代表会议也在这里召开。

杨敬燮等到达后，即召开筹备会议，调了部分党员，成立指挥部，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党员和农民武装同志，立即自带武器到指挥部报到，编队进行军训及政训。

王庆三和梁人泉担任交通联络工作，许万枝担任报到、编队和发符号工作。

接着，指挥部研究确定了各级指挥员名单，第一支队长×××（临海人，是浙南特委派来的），第一大队长袁存生，副大队长林永闹，中队长王老满；第二大队长周振三，副大队长周传帽，特工中队长由周传帽兼任，副队长周祖浩，分队长许长福，军需许世哲。特工中队由指挥部直接领导。

报到开始后，树梢上挂着浙江工农红军第二纵队的红布横幅，还贴着打土豪、分田地、救济贫穷等彩色标语。

不几天，指挥部感到滥田村太小，加之各种条件的限制，军训政训都无法进行，不得不改变计划，除特工中队随指挥部一起行动外，其他同志报到编队发给符号后，即返原单位待命。

经过三、四天的报到，来人十分踊跃，滥田村难以应付，又把指挥部搬到桐柏宫，继续报到，两处先后报到的共计四百六十人。

其中特工队的一百二十人，即经过一年多的时间逐步团结起来的欢岙、螺溪周及城区等地的党员。其余二百多人都是东西乡的党员和农民武装，内有一部分人是事先没有经过组织的各乡贫苦农民，闻风自动跑来要求参加。但黄沙和龙官、马岙两处的同志没有准时到达。

经六、七天的报到，四、五百人来来往往，加之筹粮筹款的斗争打击了后应村地主陈大山，缴获步、火枪三支，没收了城区地主在该地区的存粮，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各处地霸早已惊慌失措，大喊大叫，急电向伪省政府求救，有的还组织自卫武装。

在桐柏宫报到的第三天，敌人调临海、新昌、天台的省防军向我进攻。指挥部得讯，即派特工中队分两路迎击，一路由大队长袁存生率领，从滥田岭出击；一路由特工中队长周传帽率领，从桐柏大岭出击。

两路工农红军追到岭脚时，敌人听到枪声，不知虚实，不敢前进，缩回天台城内，不敢出击。

指挥部感到黄沙和龙宫、马岙两路同志未到，力量单薄，不便再在桐柏宫坚持，立即转移到石坦、崔岙一带去迎接黄沙和龙宫马岙同志。

到了石坦后，指挥部认为集中等待，仍易为敌人所乘，决定分成两路，大部分回北山迎接龙宫、马岙同志，留陈彩江等小部分同志，随指挥部迎接黄沙同志。

回北山的同志，为了缩小目标，又分为二股，欢岙同志回家住宿，其余同志到华顶药师庵住宿，但这部分同志过龙王堂时，被后应村大地主亲戚看见，立即报告大地主，大地主又立即跑到城里去报告。

第二天凌晨即带来伪省防军，打死放哨的许长福，包围了药师庵，王老满、许世哲、齐孝地、袁大发五同志在战斗中牺牲，赵胃生、袁友佳二同志被捕牺牲；其余同志冲出敌人包围，转移到外湖。

指挥部30多人，向崔岙一带转移，边宣传边进军，经上塘村，到达檐头岭上，接到了黄沙的同志，就在岙头村住下来，编为浙江工农红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由詹耀华任支队长，何少伍任副支队长。

休息了四天后，队伍即白天行军，进入平镇。

指挥部到达平镇后，立即派人去街头探听第一纵队消息，不料第一纵队被敌军阻击在缙云县境，无法来到天台。

这是一个意外的变化，指挥部面对这一变化，感到十分为难。等吧，缙云离天台还很远，谁知要等几时？孤军一百多人，留在平镇是非常危险的；撤吧，此后孤军作战，也不可能攻取天台。

为了避免意外损失，指挥部还是决定立即撤回上塘。到上塘后，指挥部再三研究：以后如何行动，必须请示特委决定，留在上塘已无意义。

于是，对黄沙来的同志，每人发给三元草鞋费，请他们暂回黄沙。指挥部立即赶去外湖，与外湖的同志会合。

杨敬燮立即去浙南特委汇报，到了临海下沙村，又被敌人截击，不幸负了重伤，虽经下沙群众抢救下来，送回天台杨的家中，终因伤重，抢救无效，当夜就牺牲了。

留在外湖的同志，只好在外湖、苍山一带打游击。由于自身力量薄弱，路过新昌竹篰村时，向恶霸地主何占元兄弟商借粮食，反遭保卫团追击，事后还向国民党新昌政府控告，齐玉干、齐玉洪两同志被捕牺牲。

7月初，大队长袁存生为了联系上级和东乡农民武装，走到坦头镇，不幸被捕牺牲。

10月，特委派朱渭滨来到天台北山，重整游击队伍，住了两个月，游击队发展到五十人，二十五支枪，游击于外湖、苍山一带。曾去竹篰村找地主报仇，没有抓到，只烧了他们的房子。

入冬以后，缺衣少食，游击队生活更难坚持了。11月，同志们突围分散，特工中队长周传帽又被捕牺牲。

1930年10月间，浙南特委书记石瑞芳在温州被敌人逮捕。此时，浙南特委也被破坏了。

这次斗争，天台的革命力量损失惨重。斗争前后，牺牲了杨敬燮、袁存生、周传帽等24位同志，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坚强的共产党员。

特别是袁存生，在被敌人押赴刑场时，面不改色，神态自如，大声宣传，高呼口号：“我不是土匪！不是强盗！是共产党！是为穷人革命的！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大街两面的人无不深受感动。

群众遭受敌人的迫害也是十分惨重的。特别是滥田村的群众房屋被砸光，东西被抢光，全村的人逃亡在外流浪多年，吃尽苦头！

这两年天台的革命斗争，成绩显著，虽然失败，但影响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