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四年。
深圳，老城，竹器巷。
巷子不长，两边一溜旧屋，住的都是老户。巷口摆着一张掉了漆的小桌，桌上放着一方砚、两支笔、一块压纸的木头，桌后头坐着一个老头，姓游，六十多。这条巷子里的信、状纸、家谱，三十年都是他一个人写。
“游先生，给我妈写封信，就说我在这儿有活儿干。”一个二十来岁的后生站在桌前。
“有活儿干，一个月多少钱？”
“一百四。”
“一百四就写一百四。”老游把纸铺开，压上那块木头，“别写一百八。寄回去，你妈要是来一趟，你拿什么给她看。”
后生走了没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站在桌边上半天不开口。
“写状纸？”
“我不告人。”女人说，“我想写封信给我们厂里，说说我们车间那个管事的，他半个月扣了我两回工钱，一回四块。”
“钱数写清楚，日子写清楚，别的少写。”老游说，“写得太多，看的人反倒不看。”
后生走了，又来了一个拿着一沓家谱的年轻人。老游翻了两页就停了。
“这一页不是你写的。”
“是我写的。”
“你写不了这么慢。”老游把纸翻过来对着光，“你的字往前赶，这一页的字往后坐。这是两个人写的。”
年轻人红了脸：“我爹让我替他抄。”
“替你爹抄，你就直说替你爹抄。”老游说，“家谱上的字，谁写的就是谁写的，这上头不能含糊。”
这条巷子四十多户人家，谁家的事一条巷子都知道。老游在这桌子上坐了三十年，看过的字比看过的脸还多。谁的字是练出来的，谁的字是照着描的，他看一眼就知道。
加代的铺子在城东，不在老城。事情是从一张字据上来的。
那天上午，铺子里来了一个人，四十上下，脸上有麻子，进门把一张纸摊在柜台上。
“加代老板，这一万二，该您还我了。”
“字据呢？”
“这不就是。”那人用手掌把纸压平，“永和号那批货，货是您那边拉的，钱是我垫的。您那边先前结过一次，那一次结的是头一笔，后头这一笔还欠着。”
加代把那张纸拿起来，对着窗户看了看。纸是旧的，边上有一块水渍，字写得瘦长，落款是永和号的字号。
“永和号的字我见过。这字我不认。”
“您不认不要紧。”那人把纸收进怀里，“字号认就行。我跟字号打过招呼了。”
“这一万二，你打算怎么花？”加代说。
“买药。”那人站住了，“一剂四块二，一天两剂。您自己算一算，一万二够多少天。”
“三天。”那人说，“三天以后我再来，就不是我一个人来了。”
“街上都叫我郑麻子。”那人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
郑麻子走了以后，铺子里的伙计凑过来问了一句。
“哥，那字据真是永和号的？”
“纸是永和号的纸。”马三在旁边说，“字不是永和号的字。”
“那他怎么敢拿出来？”
“他敢，是因为他知道这街上懂字的人不多。”
第三天，加代让人去打听那张字据的来路。去的是丁建，回来站在门口摇头。
“哥，永和号的柜上说，那批货的单子早归档了，谁要看都得走字号里的规矩，外人不给看。”丁建说。
“你跟人家怎么说的？”马三问。
“我说我们是替加代老板跑腿的。人家说，跑腿的更要按规矩来。”丁建说，“我给人家递了烟，人家也没接。”
过了两天，马三带着两个人去了郑麻子住的那条街。那是个下雨的下午，郑麻子家的院门口堆着一排自行车，横七竖八，摆到墙根。两边在车堆里拉扯起来，几辆车被撞倒，链条响成一片。三个人被推出院门，马三退得慢，膝盖磕在一只车把上。
“你们别来了。”郑麻子站在门槛里头说，“来了我也没钱给你们。”
“郑老板，谈一谈。”马三站在院门外头说。
“不谈。”郑麻子说，“我这个人不会谈，我只会算。”
第四天，郑麻子带着两个人上门了。三个人坐在加代铺子里的长凳上，一坐坐到中午。柜台上的茶他们不喝，话也不多。
“加代老板，您忙您的。”郑麻子说，“我们坐着，不耽误您做生意。”
“你们坐到什么时候？”马三在门口问。
“坐到您把钱拿出来。”郑麻子说，“要么您把钱拿出来，要么咱们走别的路。”
铺子里的伙计给三个人倒了茶，退到一边。
“郑老板，这茶凉了。”
“凉了也不要紧。”郑麻子说，“我坐这儿不是来喝茶的。我坐着，就是让外头的人看看，这铺子里有个人在等钱。”
加代没接话，把柜台上那摞货单往边上挪了挪。
“哥，就这么让他们坐着？”铺子里的伙计在柜台后头问。
“让他们坐。”马三说，“坐一天，他们自己坐不住。”
“他们坐得住。”
“坐得住也不要紧。”马三说，“他们坐一天，这条街上就多一个人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铺子也好，过道也好，我今天就坐这儿。”郑麻子把两条腿往前伸了伸，“您手底下人多，我知道。可您手底下的人再多，您也得讲一个理字。我手里有理，我坐得住。”
当天下午，加代没带人，自己去了郑麻子住的那条街。
那是一间带小门的旧屋，门框很低。加代进门的时候，郑麻子正坐在院里擦一双鞋。
“那纸上的字是仿的。永和号的字起笔重，收笔轻，这张纸上反着来。”加代说。
“您有话好好说。”郑麻子站起来，脸上红了一阵。
“您看得这么细，您怎么不去写字号？”郑麻子往前一步，两只手一推，加代后背撞在门框上。他往后退的时候，一只脚勾在门槛上，膝盖磕在木头上。那一下磕得实，他站着没动，等了两息才直起身。
“您回去吧。”郑麻子说，“我干这个干了好些年，谁的钱好挣，我心里有数。您那一万二，我不多要。”
“我不是舍不得钱。”
“那是舍不得脸。”郑麻子笑了一下，“您这张脸在城东挂着，丢不起。我媳妇咳嗽的时候，脸管用吗？”
加代看了他一眼，转身走了。那条街不长，他走了很久才到街口。
从那以后，他的右腿拐了半个月，右脚落地要轻一点。
马三跑了好几天。
“纸是从城南一个收旧纸的老头手里买的。”马三说，“那老头一年收一回旧纸，把没写过的挑出来，一捆一捆卖。郑麻子去买过两回，一回买了八十张，一张八分。”
“字呢？”乔巴问。
“永和号那批货的单子，去年在那边的柜台上摆过三天，谁都能伸手翻。”马三说，“郑麻子那天在柜台前头站了一个半钟头。他记性也好，回来拿笔一写，一遍就成了。”
“他还仿过谁的？”乔巴又问。
“这半年他还讹过两家。一家卖五金的，讹了两千；一家拉货的，讹了八百。都是外地来的，都是不肯闹的。”马三说。
“他一个人干？”乔巴问。
“身边总跟着两个人。”马三说，“一个跑腿，一个望风。”
“他家里呢？”乔巴问。
“媳妇病了。”马三说，“肺上的毛病，咳了三年。他家灶台上常年坐着一个药罐子，一天熬两回，一剂药四块二，方子一张两毛。他讹来的钱，全填在这一件事上。”
“还有呢？”乔巴追问。
“他自己不吃好的。”马三说，“早上两个馒头，中午跟媳妇一块吃面。抽的烟是一毛五的，一天半包。屋里就两样东西是新的，一个是药罐子，一个是他媳妇的枕头。”
“他为什么不去找别的路？”乔巴问。
“他年轻时在字号里抄过文书。”马三说，“后来字号不要他了，他就自己走了这条路。他手上有一手好字，可他把这手好字用来描别人的字。”
加代在铺子里坐了一晚上没说话。
第二天早上，他去了竹器巷。老游的小桌摆在巷口，人不在。旁边卖竹器的老太太说，游先生病了，在家里躺着。
“他家在哪一间？”马三上前问。
“往里数，门口有一棵石榴树的那一间。”老太太说。
“游先生什么病？”
“他说他躺着。”老太太说，“他还跟我说，这两天要是有个开车的来找他，就说他生病了。”
马三回头看了一眼加代。
“他不是病，是躲人。”马三说。
“躲谁？”
“躲我们东家。”
加代找到了那扇旧木门，门上贴着一张掉了色的对子，边角卷着。他抬手敲了三下。门开了，老游披着一件灰褂子站在里头。
“您找我？”
“大爹，您替我走一趟。”
“干什么去？”
“看一个仿字的人。”马三在旁边说。
“仿字？”老游把褂子往身上拢了拢，“仿字的人有什么好看的，我又不认得他。”
“我不叫您认字。我是让您去看看，那是个什么人。”
老游看了他一会儿，把门关上了。第二天加代又来，门没开。第三天，加代在那扇旧木门前站住了。
他在门口站了两分钟，又举起手来敲了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