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2月，昆明机场，周养浩换下军装，混进候机人群，只为躲过一场已经逼近的搜捕。
这位外表斯文的军统特务，原本打算乘飞机逃往台湾。可机场的飞机没有起飞，油料也被地勤人员抽走。周养浩很快意识到，昆明的局势已经变了，自己精心准备的退路正在一寸寸断掉。
他随即给沈醉打电话，催促对方送来机票。沈醉没有立即拒绝，只是故意拖延，说道：“你先在那里等着，机票很快就送过去。”周养浩却十分急躁：“别等了，眼下只求赶紧离开。”这通电话，成了两人关系彻底破裂前的最后一次联系。
周养浩、沈醉、徐远举，曾被称为军统内部的“三剑客”。此时，云南省主席卢汉已经准备起义，沈醉也在逃往台湾与留下求生之间反复权衡。蒋介石刚任命他为中将游击总司令，摆明是要他留在云南继续活动。可如果卢汉起义，周养浩等人一旦逃走，沈醉同样难以自保。
12月9日晚，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沈醉被控制后，很快在起义通电上签字，并以云南军统站负责人的身份，命令各地停止行动、交出武器和电台。与此同时，他把徐远举、周养浩的藏身之处交代出来。
机场搜捕时，周养浩曾脱下军装，穿着便衣混入人群。警察在候机厅没有找到他，谁也没想到，他已经从机组通道溜出，藏进了一辆外表破旧的汽车。车门被拉开时，这名熟悉隐蔽和伪装的老牌特务，终于失去了逃跑的机会。
周养浩并非普通文职人员。他毕业于法学院，懂法律，外貌儒雅，讲话温和，进入复兴社后却逐渐成为执行秘密任务的重要人物。由于与军统高层有乡亲关系，又是毛人凤的侄女婿，他进入这一系统时起点并不低。
“书生杀手”这个称呼，正是同僚对他外表与手段反差的概括。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前夕，重庆、云南等地仍在进行破坏和清除行动。周养浩奉命留在西南，参与处理被关押人员及相关秘密事务。
杨虎城将军遇害，是其中最受关注的一桩。1949年9月，周养浩以赴重庆面见蒋介石为名，将杨虎城及家人、秘书一家诱骗至戴公祠。随后发生的惨案，使杨虎城和身边人员遇害，其中包括幼童。有关材料还显示，重庆解放前夕，白公馆等处曾发生集中杀害被押人员的事件，周养浩被认为难以撇清责任。
重庆解放前，他先赶往昆明，企图从那里转赴台湾。可是卢汉控制了机场，飞机无法获得起飞条件，民航票证又掌握在沈醉手中。周养浩被捕后，等待他的不只是审讯，还有那些在战争末期留下的血债。
1950年，沈醉、周养浩、徐远举等人在重庆白公馆相遇。昔日关押革命者和爱国人士的场所，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羁押之地。几个人都清楚，局势已经完全倒转。
审讯初期，周养浩极少谈及核心罪行，往往只承认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并反复辩称自己只是奉命行事。沈醉的表现却不同，他交代了大量情况，还提供了部分潜伏人员和破坏计划的线索。
沈醉曾判断，周养浩最害怕被追问的，是杨虎城遇害以及重庆解放前后的杀戮。审讯人员据此寻找突破口，但周养浩仍然沉默，或者用法律条文与审讯人员争辩，试图把责任推给上级。
一次审讯中，他从记录上看到了“杨虎城”三个字，立刻猜到沈醉已经谈及相关问题。回到羁押处后，他突然抄起凳子砸向沈醉，幸亏宋希濂及时拦住，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这个细节，也暴露出周养浩并未真正悔悟。
1956年，周养浩被转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59年起，相关人员陆续获得特赦，宋希濂、杜聿明等人先后获释；1960年，沈醉也被特赦。周养浩看到同伴离开后，态度明显改变，开始主动学习、写材料、谈问题。
不过，他承认的多是已经掌握的事项，对关键罪行仍旧避而不谈。功德林方面并非没有证据，正因如此，他虽然一度表现得十分积极，却始终没有出现在前几批名单中。
1975年，国家决定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周养浩终于获准离开。沈醉得知他被特赦后立即准备返回台湾，才意识到对方多年的积极表现，很可能只是为了争取获释。离开大陆后，周养浩未能如愿得到接纳，后来转赴美国与子女生活，1990年在美国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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