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西亚写作：雨林人生，是困境也是处境

1996年生的王晋恒很早就想当作家，后来才成为医生。如今，他在马来西亚沙巴州山打根的精神科任职，白天面对病人的情绪、成瘾、幻觉与人生纠葛，工作之外继续阅读、写作。首部长篇小说《弃医者》，就是这两种身份长久碰撞之后的产物。2025年年末，《弃医者》入选《亚洲周刊》2025年度全球华人十大小说，并在2026年由漓江出版社引进中国市场。

“弃医”在小说里有两重意思：一是医生离开公共医疗体系，二是病人拒绝继续接受治疗。王晋恒把行医以来见过、听过和亲身经历的困境，放进一个由人工智能逐渐接管医疗判断的近未来世界。在创作谈中，他真正关心的，是人在制度、技术、家庭与自我之间，如何面对那些没有标准答案的灰色地带。

“我没有弃医”

我的祖辈来自广东普宁，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从那里到马来西亚的。我在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体系里长大，会说中文，也用中文写作。

马来西亚以马来人为主，但华文教育一直存在。它能够延续到今天，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背后有很长的争取过程。到了我和妹妹这一代，我们仍然可以从小读中文、用中文理解世界。对我而言，中文既不是书写时临时选择的工具，也不能只用“寻根”两个字来概括；它本来就是我的成长经验，也是我进入文学最自然的路径。

我出生在吉打双溪大年，现在被调到东马，在沙巴州山打根工作。马来西亚分为西马和东马，看起来是同一个国家，真正往返却必须搭飞机，有时还要转机，几乎要用掉一天。家人和伴侣都在西马，我目前在精神科任职，有空就尽量找时间写作和阅读。

在马来西亚，医学院毕业以后要先完成多科轮转，之后才进入专科路径。准确地说，我目前在精神科任职，尚未取得精神科专科资格。这个区别需要说明，因为在日常对话里，人们很容易把“在精神科工作的医生”直接理解成精神科专科医生。

《弃医者》出版之后，不少文坛前辈抓着我的手，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要弃医。我只好解释，我没有弃医，这只是小说效果。至少现在，我仍然留在精神科；至于未来会不会离开，我不敢把话说得太满。

我那时也认真找过世界上有哪些人弃医。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当然是鲁迅，余华也做过牙医。我曾经想象，有一天自己也能轰轰烈烈地弃医从文，好像只要离开诊室，就会立刻得到另一种完整人生。后来才知道，真正的选择没有那么戏剧化。离开以后靠什么生活，放弃的又究竟是哪一部分自己，这些都不是一句“弃医从文”可以概括的问题。

“我不想写一个完美医生”

小说里的核心人物亚莱克斯·陈，融合了我在现实中遇到的几位上司与医生的影子。他非常理想主义，对生命极其慎重，对诊断和治疗近乎苛刻，也因此对下属要求很高。跟小说家交朋友，可能确实要小心一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成为人物原型。

亚莱克斯·陈代表上一代医者的理想：愿意为病人、医院和社会付出，必要时甚至可以牺牲家庭。到了我这一代，身边开始出现更多疑问：工作这么累，牺牲究竟值不值得？为什么医生一旦说自己疲惫、想要生活，就容易被批评成吃不起苦、自私，或者没有使命感？

我也曾满腔热血地想过成为无国界医生，身边许多人也有过相同的愿望。可人在成长过程中会慢慢改变，有人开始把家庭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放弃原来的梦想，甚至连医生这个职业也放弃。理想并不是说过一次，就会永远保持原来的样子；它会跟着一个人的生活，一次又一次受到检验。

我夹在两种力量之间。一边是奉献，一边是保全自己。我不想急着判定哪一边正确。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对我来说，无论选择奉献还是离开，都应该经过自己的检验，而不是因为一句口号、一个世代的习惯，就把一生交出去。

最初把稿子给朋友看时，有人问：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完美主义的医生吗？我说，真的有。只是医疗剧常常把这一类医生写成没有裂缝的英雄，仿佛他们不会害怕、不会疲倦，也不会在责任与欲望之间犹豫。我真正想放大的，正是这些灰色地带。人会举棋不定，会做出不够漂亮的决定；可也正是在不确定的时刻，人作为人的部分才显现出来。

开始构思这部小说时，我大约二十五岁，许多事情还想不明白。我需要让这些人物彼此碰撞、彼此对话，借小说把自己的疑问一点点梳理出来。写完之后，我才像是从那团纠葛里走出来了一些，也开始更确定，自己想要的是怎样一种人生。

“AI更准确，也更加无情”

《弃医者》写的是一个近未来世界。我不是科幻专家，但如果要想象二十年后的医学，就不可能避开人工智能。AI进入诊断、药物研发和资源配置领域，是可以预见的趋势。它能够处理远超个人经验的数据，减少一部分误诊，也可能让有限资源分配得更有效率。

有一点反差是，直到这次写作时，我所在的医院仍主要使用手写病历。现实里的我还在一笔一画地写，小说中的医疗却已经走到AI全面介入的未来。也正因为两者之间还有这样的距离，我才更想知道：当技术真正进入医疗，人应该把多少判断交给它？

我并不想站在守旧的位置，笼统地批判AI。真正让我怀疑的是：它应该介入到什么程度？人和AI的合作边界在哪里？当合作关系破裂，或者机器从辅助者变成不容置疑的决定者，人会落到什么位置？

真人医生当然会犯错，也会受到疲惫、经验局限和个人情感影响。正因为如此，AI的辅助很重要。可是医疗判断从来不只是找出一个数值上最优的答案，它还包含解释、沟通与承担。机器可以告诉我们哪一种选择成功率更高，真正面对病人与家属、说明代价并承担后果的，仍然必须是人。

如果只谈计算，AI的判断可能比医生更准确，也更冷静。但它也可能更加无情。假设资源只够救一个人，系统根据年龄、病情、预后和无数参数，算出你的家人比另一个病人“更不值得被救”，你会愿意完全服从这个结论吗？答案即使统计上正确，也不代表每个具体的人都能接受。

我对人类有一种基本的警惕：我们很容易因为掌握了更多技术，就以为所有事情都能够被计算和控制。可一个人的生命由太多偶然组成。技术可以把概率算得越来越精细，却未必能替我们承担决定之后的伦理重量。《弃医者》看起来有科幻设定，真正写的其实是一则反科幻的故事：当效率、理性与准确被推到极致，人要怎样保住记忆、情感和那一点无法被参数解释的犹豫？

“我的田野就是医院”

《弃医者》在马来西亚出版以后，有人说，它跟人们熟悉的马华想象没有关系：没有雨林，没有马共，也没有椰风蕉雨。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那些不是我写这本书时最关心的事情。我的田野是医院，我首先要写自己真正熟悉、真正无法回避的处境。

写作时，我也没有预设这本书有一天会进入中国。我首先要说服的读者是自己。小说写完、真正印成书的那一刻，我已经觉得它完成了最重要的任务。后来被出版社看见，被带到更远的地方，是非常幸运的后话；市场和评论怎样命名它，则不应该反过来决定我最初写什么。

写作时，我没有直接写出“马来西亚”这个国名，而是采用了架空设定。这也与我身在公共医疗体系、对现实指涉保持谨慎有关。不过，只要熟悉当地制度与社会结构，仍然可以看出故事背后的现实来源。

即使国名被架空，马来西亚的现实结构仍然会自然留下痕迹。为什么赛夫更容易进入管理层，为什么一些华人医生长期停留在基层，为什么有人离开公共体系，转入医美或保险，又为什么那么多人去新加坡，这些都不是我为了证明作品“属于马华文学”才放进去的，而是发生在我和朋友身边的生活。

标签并非完全没有用。人认识一种陌生文学，往往会从最鲜明的标签进入，就像谈拉丁美洲文学会先想到魔幻现实主义，谈日本文学会先想到某些熟悉作家。问题在于，标签之后，我们还有没有耐心继续看见更复杂的人。

我并不想否定前辈建立的传统。正因为他们开过路，后来的人才有今天。可我也希望读者走出雨林以后，看一看当代马来西亚华人青年怎样生活：我们如何面对公共体系的人才流失，如何在科技狂潮里理解自己，如何被种族、阶级与地理结构影响，又如何在全球化的生活里作出个人选择。

（整版文字整理：鸟岸书店汤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