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高群书：真正的法治剧不仅要剖析恶，更要“预警”

新京报记者 刘玮 编辑 黄嘉龄 校对 刘军

二十六年前，一部纪实风格的电视剧《命案十三宗》播出，导演兼编剧高群书用一种冷峻、直白的社会学式审视镜头为国产犯罪剧做出新定义，至今豆瓣评分仍高达8.8，被视为“国内掀起悬疑犯罪剧集创作热潮”的起点。从那以后，“高群书”这三个字就和一种粗粝的、直面人性的现实主义标签绑在了一起。

10月5日，高群书担任总导演的全新作品《死刑将至》上线播出。还是纪实风格美学，还是法治题材，叙事还是围绕死刑案件展开。二十六年里，他一直在盯着那条红线，并且一遍遍地告诉观众它在哪里。

在《死刑将至》中，十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件，都来自真实的案件素材，时间跨度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最近几年，既有时代的记忆，也有这几年在互联网上曾引发过巨大讨论的社会热点。

▲在《死刑将至》中，十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件，都来自真实的案件素材。

当被问及为什么二十六年之后还要回到同类题材的创作时，高群书的回答很直接。“是一直想拍。但这些年，恶性刑事案件相对变少了，跳楼、口角之争、夫妻间的激情犯罪成了主流。”题材没变，但案件的构成变了。当年那种动辄命案的重刑犯罪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更琐碎、更日常，也更难被归因的冲动型悲剧。

他借刘震云作品里探讨过的“杀心起、杀心落”来说这件事：人的一生中难免遭遇种种不如意，甚至会在极端愤怒时闪过毁灭一切的念头。文明与法治的意义，就在于用理性的堤坝拦住那股冲动的洪流。

在高群书看来，影视剧，不仅仅是纯娱乐，也应该担负起对社会的某些责任。对于一名毕业于新闻系的影视创作者而言，高群书说，这可能是他永远的宿命。

退一步海阔天空，多行不义必自毙

拍摄《命案十三宗》之时，1998年，在石家庄看守所，高群书采访了十三个所谓的杀人犯。令他震惊的是，这十三个杀人犯中的大多数，都是其貌不扬的普通人，他们有农民，有工人，有市民，唯独没有之前从电影、电视剧、小说里看到的江洋大盗，也没有参与过黑社会。这颠覆了他对杀人犯的所有认知。“他们都像我的邻居、乡亲、朋友、同学，一点杀气都没有。但现在坐在我面前的身份是涉嫌故意杀人。我永远忘不了我在采访时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以及每一个细节。”

当年为了这十三个案子，高群书深入看守所做了大量面对面采访。采访完许多犯人后，他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有一半犯人的想法让人匪夷所思。“他们计较的东西、在意的东西、想不开的东西，其实没什么大事，可能就是情绪。不是多少钱的事……都是家里的小事。”《命案十三宗》里的案件，大多发生在石家庄等地的城市最底层或者农村。主角往往文化程度偏低、性格偏执，因为“单位分房不均”“下岗后的情感纠葛”这类微末小事滑向犯罪深渊。

▲纪实风格的电视剧《命案十三宗》于2000年播出，导演兼编剧高群书用一种冷峻、直白的社会学式审视镜头为国产犯罪剧做出新定义。

经过了许多年，高群书赫然发现，那时的案例，今天依旧。《命案十三宗》播出二十六年后，到了2026年，经济、文化都已大变，科技已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但依然是口角之争酿成凶案，邻里之争酿成凶案，恋爱酿成凶案，家庭纠纷酿成凶案等，“信息世界如此发达，普法这么多年，依旧没能警醒所有人。减少人间悲剧的发生，依然任重道远”。

案源不是问题。“全是，比比皆是。”只是在二十六年之后，这个现场换了样子。在高群书看来，生活品质升级了，穿着也升级了，物质条件变得更好了，但核心的东西没变。时代在向前，可人们不如意的事反而更多了。更让他在意的是犯罪群体的位移。“现在一些‘高端’人群、有文化的人，也走入这样一个怪圈。”在他看来，“不诚信的现象多了，情义与规则淡漠了。”

他并不认为文明和法治的进步是物质进步带来的必然结果。恰恰相反，在他看来，物质丰富了，科技进步了，但法治意识与文明程度并没有同步跟上。无论是因彩礼、情感纠葛引发的极端偏执，还是网络上层出不穷的暴力与戾气，都在不断侵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底线。无论是来自社会外部的侵压，还是家庭内部的权力压榨，在持续催生新的不安因素。也就是说，那种由性格偏执、缺乏理性判断引发的悲剧，正在从当年的城市底层，大面积扩展到更高层次的人群之中。

人间悲剧，怎样才能减少？高群书说，靠的是不懈的提醒，警示，当头棒喝，惩治。“采访《命案十三宗》时，我最大的感受，是信了那句老话，退一步海阔天空。现在还是那句老话，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有人不信，那就加一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

法治剧警示世人的核心命题是防止心理堕落

在《死刑将至》选取的十几个案子里，保定涞源反杀案是其中最具时代标志性的一例。当年身为打工女孩的当事人，在深夜遭遇不速之客持刀骚扰、身处极度逼仄的威胁之下奋起反抗，最终在法律与社会舆论的激荡中被定性为正当防卫。

高群书把这类案件搬上荧屏，目的不只是还原案件本身，更是要探讨随着法治观念进步，近年来“正当防卫”认定上的巨大社会演进。他列举了这几年几起标志性案件：“大前年中国出了四五起的反杀，后边都被定性为正当防卫。”

▲苏小玎和丁勇岱在《死刑将至》中分别饰演律师与老刑警。

除了反杀案，网络上热议的家庭伦理冲突、极端控制欲导致的悲剧也被悉数纳入。谈到这些角色时，高群书表示，他真正想追问的不是谁是坏人，而是一个普通人是在哪一步、因为什么，从“好人”变成了案卷上的被告人。那些最终走上犯罪道路的人，在面对生活挫折、性格偏执以及缺乏有效引导时，一步步滑向了深渊。在他看来，这种跨越阶层的心理堕落，才是当代法治剧真正需要去警示世人的核心命题。

谈到犯罪题材剧集的现实意义，高群书坦言，真正的法治剧，不仅要剖析恶发生的结果，更要发挥“预警”作用。这也是他在新剧《死刑将至》中引入律师与警察视角的根本原因——在压抑的悲剧里给观众一记警醒。“退一步海阔天空，一旦跨出法律的红线，性格的偏执终将把人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预警”这个词，是理解他二十六年法治题材创作的一把钥匙。他不是在消费案件，也不是在制造惊悚，他是在反复演示同一件事：那条红线在哪里，以及跨过它需要几步。

《死刑将至》叙事不再是纯粹直白的纪实方式

与当年每案必亲自深入看守所采访、风格极度冷峻纪实的做法不同，《死刑将至》在叙事结构上做了一次大胆的革新：引入了存在于现实和虚拟两层世界关系中的律师视角，试图在艺术创作与现实表达之间找到平衡。

高群书坦言，过去那种纯粹直白的纪实方式，在如今的影视环境下很难完整呈现。为了让现代年轻人更好地理解，也为了让作品能更加顺利播出，他设计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结构：主角是一位年轻律师，通过接触十三个死刑案的档案，以时空穿越的形式进入故事。这个角色被赋予了多重身份与功能：作为法律评判者，从理性的法律角度对案件进行客观评判，给观众以示范；作为理性阻止者，以一个学过法律、看过无数悲惨案例的旁观者角度，试图进入那些濒临崩溃的现场，在关键时刻去阻止悲剧的发生，拉住那些走向绝路的人，“你不要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走肯定出事了”。此外，律师也是一个在旁边看着整个过程的普通人，代表了观众的视角，对那些可恨又可怜的当事人进行复杂的观察。

除了律师，剧中还加入了老警察的角色，从侦破和逻辑分析的角度切入。老警察与年轻律师在探讨“为什么要走到这一步”的过程中，为原本沉重压抑的故事带来了一丝疏解的空间。谈到这个设计的初衷，“太压抑”高群书连说了三遍，是专访里他最不加修饰的一次表达。“建立一个别那么悲惨、压抑的空间，太压抑了，就尽量别那么压抑。”

“自救式”的精简创作

谈到影视行业的创作现状与成本控制，高群书展现出的是老派电影人的务实。面对动辄号称投资过亿的行业风气，他直言不讳：大量资金往往被浪费在不必要的辅助环节上——庞大的剧组运载、冗余的灯光设备，甚至华而不实的房车配置，不仅拖累了创作效率，也加重了行业的泡沫。真正的优秀作品从不需要用浮华的奢侈来标榜自身，那种充斥着虚荣与浮躁的拍法，最终只会掏空创作者的生命力。

他推崇的是一种“自救式”的精简创作，将原本三四百人的大剧组压缩至百人左右，精简不必要的行政与技术环节，大幅提高拍摄效率。他提到，自己的剧组拍摄时氛围有序而轻松，现场高效，大量使用当地的素人或群演，用粗粝真实的镜头语言去捕捉生活的本色。

在高群书看来，许多导演拍不出真正硬核、写实的法治剧，归根结底在于缺乏对中国社会复杂现实的深刻理解；习惯了接受传统戏剧或艺术训练后，缺乏一种“新闻派”的敏锐嗅觉与社会洞察力。

谈到AI，高群书的观点是，“用AI去拍魔幻、科幻，这都非常简单，这个失效了，因为太容易了，谁都可以做的，门槛太低。”他说，如今在短视频平台上，无论是废土风格、宏大场面还是绚丽的魔幻造型，AI生成的十几分钟短片层出不穷，在视觉特效和想象力的外壳上，甚至比传统动画片还要绚丽。

但绚丽的技术背后，暴露出的是AI创作的短板。AI生成的内容本质上是程序的产物。当画面真正深入到一个具体的人、一件具体的事情时，它在人物表意、演员的独特个性和微观精度上往往捉襟见肘。“它们的想象力达不到，好的演员都有个性吧，你让AI去表现那种严谨、活生生的质感，不太可能。”

▲在高群书看来，AI算法有着短板，因为最动人的地方永远是那份无法被算法模拟的、带着毛刺的真实人性。

技术解决了“怎么拍”的门槛，却无法解决“拍什么”的灵魂。在宏大而空洞的视觉轰炸之下，AI短片往往缺乏一个真正能够穿透人心的好故事。为了说明好作品的核心竞争力，高群书以现象级作品《哪吒》为例做了剖析。在很多人看来，动画电影的成功离不开顶级技术的加持。但他认为，《哪吒》的成功绝不光靠技术，其核心在于惊艳的审美、直击人心的人设，以及创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观察。《哪吒》之所以能成为国民级IP，不仅是因为视觉震撼，更在于它的反叛精神。“他反抗一切规则，天庭体制、物权、规则全反。谁不想有这种打破一切的力量？‘我命由我不由天’，这是人人都想做却做不到的事。”

这种把握大众集体潜意识、将传统神话与现代社会心理融合的能力，绝非冷冰冰的AI算法能够随机生成。它需要创作者对人间烟火有体察，对底层人性与社会结构有洞察。无论是动画中的神话人物，还是他在现实主义罪案剧中塑造的那些在绝境中挣扎的小人物，最动人的地方永远是那份无法被算法模拟的、带着毛刺的真实人性。

想拍的下一个故事是《命运的亏待》

除了法治剧集与底层故事，高群书还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当代社会生态，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种种光怪陆离。谈到如今大行其道的网络直播，他依然带着“新闻人”的客观视角，去观察那些在直播间里寻求谋生之道的人。

无论是靠独特话术活跃气氛的女主播，展现惊人绝技的民间达人，比如翻越3米3高的障碍物、畅游金沙江的挑战者，还是那些为了节目效果不惜承受舆论重压的普通夫妻，在他眼中，也是当代社会生存状态的一种微缩镜像。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靠本事吃饭”，在虚拟的流量洪流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生存坐标。

在专访中，高群书花了很长时间讲一个还没有拍出来的故事：《命运的亏待》。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普通的南方下岗妇女。在生活的重重灾难接踵而至、身边亲人相继离世的绝境中，她开了一家简陋的托管所维持生计。阴差阳错之下，一个被亲生父母遗弃、患有罕见病（特发性全身关节炎）的幼儿留在了她身边。面对这个患有不治之症、治疗费高得宛如天文数字的残疾儿童，所有人都劝她放弃，甚至连孩子的亲戚都冷漠拒绝。然而这位看似斤斤计较、满口市井气的普通女性，硬是把这个孩子留了下来，用单薄的肩膀扛起了沉重的命运。但真正打动高群书的，并不是这些离奇的桥段，而是普通人在极端苦难中所展现出的、超越世俗伦理的人性韧性与本能的善意。

在这段漫长而绝望的求医路上，命运仿佛对这位普通下岗女性展开了无情的嘲弄——祸不单行，亲人相继离世，生活极度贫困，高昂的药品开销如同一座座大山将她压得喘不过气。然而正是在这种近乎窒息的困境中，社会各界的点滴善意如星火般汇聚：卖包子的老太太默默帮衬，中介与公交司机无私援手，甚至那些原本素不相识的普通人，在关键时刻伸出了手。

▲导演高群书（右三）在《死刑将至》拍摄现场。

高群书坦言，这位女性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完美无瑕的“雷锋”，她同样有着市井之人的算计和心思，有着面对生活窘迫时的抱怨与暴躁。但正是这种不完美、带有瑕疵的真实人性，才使得这个故事具备了动人的力量。当现代人在网络直播的喧嚣中寻找各种虚拟的情绪宣泄时，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小人物，却在用最笨拙、最坚韧的姿态，演绎着生命最本真的悲壮与伟大。

这是他在《死刑将至》之后，最想做的事。从拍一个人怎么走向毁灭，到拍一个人怎么在毁灭边缘被另一个人拉回来。

值班编辑 王丹妮 实习生 刘文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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