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9年12月16日，某地一名叫张路的青年刚满18岁。此时，摆在公安和司法机关面前的，并不是一桩普通的抢劫案，而是一串持续数月、带有明显暴力性质的案件。
案卷中有一个数字格外刺眼：被抢走的现金合计只有35.5元。若只盯着这个数，很容易产生疑问——金额如此有限，为何最终会判处死刑？
但这起案件的严重性，从来不在钱多钱少。
从1979年8月起，张路多次持刀闯入女厕所，或者在路上拦截妇女实施抢劫、强奸。到1980年1月16日案发前后，他共作案11起，涉及13名妇女。其中强奸既遂5起，未遂3起，另有多人在反抗过程中受伤。
那些被抢走的物品，除现金外，还有手表、布票和粮票。放在今天看，布票、粮票似乎只是生活用品凭证；在当时，它们却是维持日常生活的重要物资，绝不是可以随意忽略的零碎物品。
更关键的是，张路的行为并非集中发生在某一天，而是连续实施。作案地点具有选择性，作案手段带有威胁性，受害者也并非偶然碰上一次危险。案件一件接一件发生，给当地社会秩序造成了强烈冲击。
案发后，办案人员统计发现，张路在未满18岁之前作案8起，涉及9名妇女。其中强奸3起，强奸未遂1起，抢劫8起，包括抢劫并强奸3起。他抢走手表1块、现金30.5元、布票44尺、粮票22斤。
满18岁以后，他又实施了3起犯罪，涉及4名妇女，抢走手表1块、现金5元。其中包括强奸、强奸未遂和抢劫等行为，未遂过程中还刺伤了两名妇女。
有人当时提出疑问：“既然满18岁以后只有3起，为什么能判死刑？”
这个问题，恰好触及当时司法处理中的核心难点。按照1979年刑法规定，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也就是说，张路18岁以前实施的那些行为，不能单独作为判处死刑的依据。
可是，18岁以后发生的3起案件，虽然性质恶劣，却又涉及一个具体门槛：是否已经达到判处死刑的程度。单独拆开看，似乎也存在不足。
司法机关面对的，是一个连续犯罪者，而不是三个彼此无关的案件。若把年龄界限机械地切成两段，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前一部分不能判死刑，后一部分也不够判死刑，最终对多次暴力犯罪只能分别从轻处理。
这正是当时审判机关格外重视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治安压力明显增大。知青返城后，就业和安置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大量待业人员进入城市；社会人口流动加快，治安案件也随之增加。抢劫、盗窃、强奸等案件，引发了群众对公共安全的强烈担忧。
1983年，中央作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同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有关决定，部分死刑案件的复核权下放到省级高级人民法院。各地在惩治严重犯罪时，明显提高了办案速度和惩处力度。
张路案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审判程序。
原审法院没有只看35.5元现金，也没有把18岁前后的行为完全割裂，而是将其连续作案的次数、持刀威胁的方式、侵害妇女人身权利的后果，以及多次作案后仍未收手的情况合并考量。
法院认定，他的行为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偶发抢夺，而是持续侵害社会治安和公民人身权利的严重犯罪。案件报送省高级人民法院后，原判得到审核，张路最终以抢劫罪、强奸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个判决放在今天，不能简单套用当时的司法环境。刑事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死刑适用标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以及数罪处理规则，都经历了变化。历史案件的价值，不是让人用一个数字作结论，而是提醒人们：刑事审判既要遵守年龄和罪责边界，也要面对连续犯罪造成的整体危害。
在这起案件里，35.5元只是账面上的金额。真正决定判决分量的，是持刀作案、连续实施、多人受害，以及行为对当地治安秩序造成的持续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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