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贴上 “脏活” 标签的工作，可以被人重新定义吗？

设个星标吧朋友们

不然你都接收不到文景的精彩推送了

什么是 “脏活”？这份低人一等的标签，究竟是工作自带的属性，还是市场、社会偏见贴上去的烙印？

远赴美国的拉丁裔女性，在故土曾是教师、商人、收银员。漂洋过海之后，她们共同落入家政这门被主流视作卑微的行当。

同样的劳动，却分化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姿态：有的互助合作社将家政建构为专业技术，争取更高薪酬、工作自主权与群体尊严；另一些女工只把这份工作当作临时跳板，一心盼望尽早逃离。

布洛维

个体的出身、过往经历，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份巨大差异。布洛维带领的伯克利民族志团队在旧金山的田野告诉我们：真正改写劳动处境的，是组织的选择、集体行动的可能，以及在有限的市场机会里，人们奋力开辟出路的生存策略。

这些发生在大都市边缘的故事，照见的又何止移民女工的命运。它叩问着每一个普通人：当一份劳动被轻视，个体之外，我们还有怎样的反抗与突围的路径。下文选自《民族志拓边》，来看两个家政合作社截然不同的实践。

民族志拓边：

现代大都市中的权力与抵抗

[英]麦克·布洛维 等 著

周潇 译

移民工人如何重新定义“脏活”？

本文节选自《民族志拓边：现代大都市中的权力与抵抗》第七章，莱斯利·萨尔青格撰。标题为摘编者所拟，原书注释此处从略。

我正在“选择”（Choices）教英语课，这是一个由拉丁裔移民家政工组成的合作社。我们正在练习动词“to be”的时态。“在萨尔瓦多，我曾是一名教师，在这里，我是一名家政工人。”“在尼加拉瓜，我曾是一名商人，在这里，我是一名家政工人。”每个句子结束时，都有一阵尴尬的笑声。“哎呀，昔日的强者如今也没落了。”我说道，表达了房间里弥漫的不自在。另一名合作社成员走了进来，班上一名女性解释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并简要引用了我的话。但随后她转向小组说：“这让我们感到尴尬，但实际上不应该。我们受过培训，工作出色，薪水也高。我们并没有没落。”每个人都点头表示同意。

几周后，我在“朋友们”（Amigos）讲授类似的课程，这是当地的另一家家政工合作社。我们逐一发言，语句渐渐显得犹豫不决，很不确定。“在萨尔瓦多，我曾是一个收银员，在这里，我是……”“在危地马拉，我曾是洗衣工，在这里，我是……”我建议使用“家政工人”。她们平淡地表示同意，但回应中没有确信。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她们都没有认同这个身份。

1988年秋，我观察了旧金山湾区两个拉丁裔移民家政工合作社的会议、闲聊、英语课和就业接待工作，有时也参与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问题开始频繁浮现。这些妇女中的许多人已经在美国生活了近十年。为什么她们待了这么多年后仍然从事家政工作？家政工作是移民“肮脏”工作的典型——是一种极其卑微的工作。但为什么有些女性如此自豪地谈论她们的工作？更令人费解的是，这两个团体的成员对工作的态度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当我注意到这些异常时，我意识到许多解释并非来自产生这些现象的合作社，而在于家政工作的市场。我研究了这些女性的职业策略，并将其置于形成它们的结构环境中。我认为，她们带来或未能带来的人力资源，对她们在这个国家的工作经历影响甚微。相反，我们可以透过她们在这里遇到的限制和机会，来理解其职业决策、她们对工作的态度，以及最终她们改变工作本身的能力。

电影《相助》剧照

“选择”和“朋友们”的创始人在创建这两个合作社时有不同的目标。“选择”的创始人着重于创建一个集体情境，在其中女性可以在寻找体面的长期工作的过程中互相支持，而“朋友们”的创始人着重于创建一个信息中心，那些没有其他选择的女性可以在其中找到足够的工作来维持生计。因此，“选择”强调工作的质量，而“朋友们”强调工作的数量。讽刺的是，由于家政服务的二元市场，为实现这些不同优先目标而采取的策略，并没有吸引到数量明显不同的工作机会，而只是吸引了不同类型的工作。“朋友们”的市场策略最终将其工人定位在劳动力市场的底层，“选择”的策略则将其成员定位在顶层。成员们对其工作的不同态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在这两个群体内部，成员的态度表现为在不同的机会结构中创造可行的工作生活策略——在可能性边界上展开斗争。

“朋友们”成员的竞争氛围和低期望可以理解为个体对组织的市场策略以及工人在家政服务市场底层位置的反应。在一个技能对获得工作几乎没有影响的市场中，成员们很难从分享工作技巧中获得好处。在一个领导者认为反抗雇主剥削会损害集体利益的组织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更是难以实现。合作社成员认为只有个人策略才值得关注，并且她们与其他成员除了需求和竞争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这种看法在这个有限的框架内是准确的。

同样，“朋友们”成员认为家政工作本质上不重要，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这种看法也反映了她们被雇用时所面临的限制。当雇主不能支付更高的报酬（即使他们认为值这个价）时，没有理由为工作的社会结构而抗争。在这种环境下，安娜在从事家政工作十年后仍希望接受其他工作的培训，而不是试图改善她正在做的工作，是合理的。在一个集体行动被排除的组织中，个性化的职业策略成为唯一的选择。在雇主将工人定义为廉价劳动力的情境中，显而易见的职业策略就是彻底脱离这一职业。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剧照

相反，“选择”的市场策略将其成员定位在家政服务市场的顶层。“选择”的成员利用了环境中隐含的机会，通过整体升级该职业来实现个人的流动。她们集体将家政工作重新界定为技术劳动，并以此为基础争取更高的薪酬和职业稳定性，以及对工作的自主权和控制权。她们实际从事的是在其他情境中被称为“专业化项目”的工作。

这种争取同时发生在与雇主的互动中以及团体内部。“选择”的广告和入会过程采用了白人中产阶层的修辞术，这能够让成员进入市场的顶层。这些初次接洽让雇主认识到，这是一群技术娴熟的工人。一旦上岗，工人们便强调其专业技能。她们谈及自己的培训，坚持要求被视为了解自己工作并对其负责的专家，这些都是该项目的一部分。然而，不仅雇主需要相信这些女性是技术工人，合作社成员自身也需要对此深信不疑。团体会议成为成员们构建和强化专业身份的舞台，显著的支持氛围、不断重复的清洁技术讨论、对培训和测试程式的强调，都是塑造群体专业身份的要素。甚至那些不再需要新工作的女性继续参与活动也变得合情合理。成员彼此之间有着巨大的互助价值，因为她们确认了自己作为技术工人那脆弱而共享的身份。

电影《曼哈顿女佣》剧照

如果将“选择”理解为一个专业化项目，那么我之前把技术工人描述为进入既有的“分化市场”顶层，就成了一个有问题的说法。它促使我们在一个更为动态的框架中重新概念化供需关系。如果技术工人市场已经存在，那么这种集体努力是不必要的；工人以个体的方式接受培训即可。显然，“选择”自身并没有创造这种需求。但同样明显的是，技术家政工人的市场并不是人口结构转变的直接产物。相反，合作社已加入一批当代企业家的行列，后者试图在新兴中产阶层中创造对专业化个人服务的需求。合作社成员正在对市场及其在其中遇到的约束和机会结构做出回应；但作为一个团体，她们也在重新定义市场，从而扩大了她们面临的可能性范围。她们不仅是有幸进入一个可能实现专业化的环境中的个体，还是一个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正在共同构建新的机会结构。

从根本上说，专业化项目是团体自身互动结构中涌现出来的结果，也就是一种基础架构（infrastructure）的产物；正是这种基础架构使集体职业策略的发展成为可能。团体中女性的生活经历使这个过程变得容易一些。与“朋友们”的成员相比，“选择”的成员通常在美国待得更久，而且往往来自更偏中产阶层的背景。由于不再期望离开家政工作，她们就有动力去改进它。同样，她们在这个国家所待的时间给了她们一些安全感，使之在选择工作时有更多的自由，进而推动了家政工作作为一种专业的发展。

此外，更偏中产阶层的背景可能使她们更可能以专业术语来概念化其工作——即使是她们最初并不尊重的工作。因此，虽然在两个合作社中，阶级或在美国的居住时间与成员资格都没有完全的相关性，但在“选择”中，长期居住和中产阶层背景的优势可能有助于专业化项目的发展。然而，是“选择”的结构提供了一个使这些特征可以产生影响的情境。“朋友们”没有提供工人们可以发展集体策略的空间；因此，每个工人都以个体的身份面对市场。由于家政工作只是部分专业化，这意味着“朋友们”的成员作为非技术性的移民劳工进入市场，携带着该标签暗含的所有劣势。相反，“选择”的成员集体参与将这项工作重新定义为技术劳动，从而在一个更有力的职业认同的背景下实现了其阶级背景及在美国的居住时间所带来的潜在利益。

民族志拓边：

现代大都市中的权力与抵抗

[英]麦克·布洛维 等 著

周潇 译

◎洞穿都市生活世界中的系统性权力，捕捉细微而顽强的抵抗火花

◎从理论到实践，拓展个案法的绝佳范本，做极具特色的社会学民族志

◎布洛维领衔，伯克利社会学传统的生动操演，为田野与课堂树立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