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1年2月，江苏泰州一带，陈毅把一张苏北地图铺在桌上，与粟裕反复推演李长江部的驻地、退路和可能得到的援助。窗外大雪未停，屋内火盆烧得通红。此时的新四军，刚经历皖南事变，军部重建不久，内外压力同时袭来。
李长江原是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长期盘踞泰州地区，手中有数千人马。皖南事变后，日军和汪伪政权加紧诱降，李长江最终公开投敌。这个变化并非普通的部队改旗易帜，而是直接威胁苏北根据地的侧翼。
泰州处在交通要地，向东可窥视东台、海安，向北能够牵制盐城，向西又接近扬州方向。李长江一旦站稳脚跟，日军便多了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帮手，新四军的粮道、交通线和地方政权都会受到冲击。
2月17日，新四军军部发来急电，要求尽快集中兵力解决李长江部。陈毅没有把这场行动交给一般部队处理，而是点名让粟裕担任讨逆总指挥。两人的分工很清楚：陈毅负责判断全局，粟裕负责把地图上的部署变成战场上的行动。
陈毅对粟裕说：“这一仗不能拖。”粟裕回答：“集中兵力，分割包围，三天之内见分晓。”这几句话并不长，却说明双方已经形成了明确判断：李长江部虽有人数，却缺少统一意志，必须在日军来得及增援之前迅速击破。
18日黄昏，粟裕率部沿淮安至扬州一线展开行动。新四军没有一头撞向泰州坚固据点，而是先切断外围联系，把李长江部的各个支队拆开。王必成率第二纵队进攻姜堰，叶飞、陶勇所部则向泰州外围迂回，逐步压缩对方活动空间。
姜堰被攻克后，李长江部的防御出现缺口。新四军各部随即加快推进，20日攻入其司令部。李长江只带少数人仓促逃走，原本声势不小的部队很快失去指挥。战斗持续时间很短，却不是偶然取胜，而是建立在情报掌握、兵力集中和行动突然之上。
此役歼灭李长江部五千余人，另有两个支队在战场上转向新四军一方，并缴获了一批急需的武器、弹药和物资。对新四军而言，这不仅除掉了苏北腹地的一枚钉子，也稳定了皖南事变后军心不稳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李长江投敌时，日军正准备利用苏北内部混乱扩大控制。新四军若迟迟不能处理，日伪军很可能从泰州方向推进，形成对盐城军部的直接压力。因此，讨逆行动表面上是解决一个地方武装，实质上却关系到华中抗日力量能否重新站稳。
皖南事变后，中央于1941年1月重组新四军军部，陈毅任代理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副军长。陈毅承担的任务十分棘手：既要整顿部队，又要处理复杂的统一战线关系，还要防备日军借机进攻。
这也是陈毅坚持迅速讨逆的原因。对公开投敌者不能放任，对普通官兵则要区别对待。战斗中两个支队能够转向，说明新四军并非只靠强攻取胜，也重视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能打，也能争取，才是当时华中战场的实际需要。
2月2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谈到讨逆作战已经占领泰州，并指出李长江部有两个支队实现战场反正，要求“望广为宣传”。这份电报看重的，不只是歼灭了多少人，更是要让各方看到：皖南事变造成的冲击，并没有使华中新四军陷入被动。
不过，胜利之后的危险并未消失。日军很快调集兵力，准备对盐城及苏北根据地实施大规模扫荡。陈毅预判到这一点，提前安排机关、学校和后勤单位转移，要求各部保持机动，不能守着一座城池与敌人硬拼。
1941年7月，日伪军大举进攻盐城，日军一度占领该城。陈毅、刘少奇没有把主力困在城内，而是带着机动机关与敌周旋，同时命令部队袭击刘庄、上冈等敌后据点。新四军在敌军后方连续出击，迫使日伪军分兵回援，盐城方向的压力随之减轻。
从泰州讨逆到盐城反扫荡，陈毅处理的始终不是单独一场战斗。他既要判断军事态势，也要稳住地方秩序和部队信心。粟裕在泰州方向的三天突击，则成为新四军重建之后一次极有分量的亮相。
毛泽东要求广为宣传，正是因为这场战斗的意义超出了泰州一地：在抗日战争和复杂政治环境交织的华中，新四军用一次迅速而有组织的行动，表明了自身仍具备独立作战、整合力量和控制局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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