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9年12月15日，北京天安门城楼下，数千名工人被安排进入一座临时搭起的巨大棚罩内。外面看不出异常，里面却正在进行一项关系国家形象的重要工程：拆除旧城楼，按原有形制重新建造。
天安门并非数百年间始终完好无损。明代永乐年间，这座城楼初称承天门，后来曾因火灾重修。明末北京城楼遭到战火破坏，清顺治年间又在废墟上重建，并改名为天安门。此后数百年里，风雨、地震和岁月不断侵蚀着它。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城楼经过紧急清理和简单修补。1952年，国家又对天安门进行较全面的维修，重新绘制彩画，改善内部设施。可是，古建筑的隐患不只在表面。工作人员每年检查时发现，一些木构件已经腐朽，部分材料质量也不够稳定。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北京亦受到影响，天安门原有结构的安全问题更加突出。经过技术人员反复勘察，国务院在1969年决定拆除旧城楼，就地重建。工程涉及国家重要建筑，施工必须保密，许多参与者甚至不能向家人说明具体任务。
当时摆在面前的有三种办法：保留旧城台，彻底翻修木结构；保留城台，改用钢筋混凝土重建城楼；城楼和城台全部拆除，连同内部空间一并重新设计。有人提出请外国方面承建，但周恩来没有同意。他说：“我们不能崇洋媚外。”这句话并非拒绝一切外来技术，而是强调这样的工程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完成。
承担任务的是北京第五建筑工程公司。施工人员按部队编制组成队伍，木工、瓦工、测量人员各负其责。拆除前，姚来泉等人对城楼每一处尺寸进行测量，连柱梁位置、瓦件规格都留下记录。数据上报后，毛泽东作出批示：“原样不动，尺寸不变。”
真正动手时，难度比图纸上大得多。天安门城楼以木结构卯榫连接，许多部位没有铁钉。工人先拆西南角进行试验，并给每根木料编号。可重新拼装时，构件虽然次序没错，方向却容易颠倒。后来他们增加方向标记，绘制草图，又拍摄大量照片，才逐步摸清内部结构。
冬季施工也成了难题。为防止外界察觉，城楼必须罩起来；为保证木工活能够进行，棚内还要保温。架子工杨贺林带人试制模型，几次失败后，采用杉蒿和苇席搭建大棚，再用重钢锭压住基础。大雪中封顶完成，城楼从外面看似沉寂，内部工程却已经全面展开。
拆除旧构件时，工人还发现了一些特殊遗物。城楼正脊附近的木盒里，曾出现金属物、玛瑙和朱砂一类物品，按规定统一交由有关部门处理。西山墙内又发现炮弹，经鉴定属于旧时战争遗留物。工程人员没有把这些发现当作奇闻传播，而是按文物和安全程序登记处置。
材料供应同样考验组织能力。新城楼的重要柱梁要求使用整根优质木材，有的木料运抵现场时仍带着水分，若等它完全干燥，工期势必拖延。工人便在柱外加设木板，留出通风空隙，使木材安装后继续缓慢干燥。吊装时，普通设备又够不着高处，他们便用两台塔吊配合“斜溜”办法，把重达数吨的木柱准确送上基石。
有一根柱子出现小孔，换掉它会牵动大批工序。请示后，施工人员将孔洞扩大，灌入防腐材料，再按要求加固。这个处理看似不起眼，却体现出工程中既讲原则，也讲究实际办法。
彩画和装饰施工也有争议。有人主张删去传统龙纹，周恩来提出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主体图案不宜随意改动。但在当时的特殊氛围下，部分装饰仍发生变化。菱花格扇改进制作方法后，效率有所提高；贴金工序则使用竹夹操作，避免金箔沾手，整个过程极为细致。
重建接近完成时，国徽悬挂成为关键环节。国徽直径约1.7米，必须处在天安门中轴线上。周恩来专门叮嘱：“国徽一定要挂正。”测量人员架设仪器，从左右两侧反复校准，经过三个多小时调整，才将国徽固定在准确位置。
1970年3月7日，避雷设施和彩灯安装完毕，临时棚罩随即拆除。3月11日，周恩来到现场视察，听取工程汇报并慰问工人。4月7日，重建工程全部竣工，前后历时112天。参与单位达216个，高峰期施工人员超过2700人。
新城楼保持了原有外观，又增强了抗震和防护能力。城台主体没有全部拆掉，而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加固和修整。1970年“五一”前后，重建后的天安门城楼重新承担重要礼仪功能。那块记录重建时间的汉白玉，也被安置在城楼结构之中，成为工程留下的一处隐秘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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