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文比之死

2002年2月22日，安哥拉东部莫希科省卢武区卢库塞镇，下午3点，持续不断的枪声骤然停下。

政府军从米翁博树林里围上来时，萨文比身边只剩下20余人。他下令兵分两路突围，自己则试图逃往赞比亚边境。密集的子弹身穿了几米高的树干，他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

找到他时，这位67岁的老人戴着红色贝雷帽，腰间系着红绿两色丝带的护身符，仰面倒在河岸上。身上15个枪眼，两枪在头部。

这个打了几十年游击战的人，最终倒在了那片他熟悉的稀树林。

萨文比 图源：Facebook

第二天晚上，安哥拉国家电视台播放了萨文比的尸体录像。身着绿色军装的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仰面躺在一块血迹斑斑的旧布上，镜头不时对准他头部、身上和颈部的15个枪眼。

政府深知萨文比有“多次假死”的前科，特意开放多家境外媒体拍摄，几家外国记者拍到了更残酷的画面：血迹斑斑的脸上，爬满了苍蝇。

按原计划，遗体要运到首都罗安达（Luanda）示众。但因天气原因取消了这一安排。在军方监督下，他被草草掩埋——距离1966年他创建安盟的地方，仅50公里。

死讯传出，罗安达街头陷入狂欢：驾车鸣笛，跳舞，朝天鸣枪。政府呼吁安盟残余投降。4月4日，停火协议签署。

27年，百万人死亡，四百万人流离失所。一个人的死，结束了一场战争。

英国主流媒体将他定调为：“萨文比是安哥拉战争的驱动力。”许多人认为，他的死是和平的唯一先决条件。

这个评价虽然是负面的，但是却反映了这个时代枭雄在安哥拉近三分之一个世纪和平进程的分量——他是安哥拉独立之后实现和平的关键人物，只不过这个“关键”指的是政府要除去的人。

那么，为什么安哥拉能孕育这样一个军阀？为什么又是萨文比？

很多人以为萨文比是出生原始森林里的贫困家庭，但实际上，他在当时的安哥拉黑人社会是极少数的特权阶层。

萨文比的父亲洛特·萨文比（Lote Savimbi）有双重身份：本格拉铁路的火车站站长，以及新教“安哥拉福音公理会”的平信徒传教士。

这种双重身份对理解萨文比的家庭出身至关重要：铁路站长在当时的殖民经济体系中属于“技术工人阶层“，能给家庭带来稳定收入，能接触到社会各界人士，能接收最新社会信息。

退休后，父亲洛特后来成为一名新教传教士。葡萄牙殖民者在安哥拉扶持天主教，打压新教。洛特在殖民当局和天主教教士的压力缝隙里，像打游击般沿铁路线修建了一系列新教教堂和学校。

因此，在萨文比童年的记忆里，耳濡目染的是如何与殖民当局对抗，如何与权要周旋，而又能保全自己。

父亲的资源便利直接改变了儿子的命运，萨文比还年幼时，父亲便为他申请了“同化人”（assimilado）身份。

所谓“同化人”是葡萄牙一套特殊吸纳当地人才的制度：少数非洲人如果放弃本土语言、习俗和宗教，通过葡语考试，法律上可以“等同于”白人，获得投票权，甚至去葡萄牙读大学和定居。

葡萄牙的目的是通过这套体制来培养当地殖民代理人，筛选培养少数的管理者精英，让黑人管理黑人，白人则在社会顶层，通过黑人精英来管理黑人社会。

萨文比得以进入席尔瓦波尔图（Silva Porto，今万博）的学校，1958年，24岁的萨文比获得美国联合基督教会的奖学金，前往葡萄牙里斯本留学。

注意资助萨文比去留学的不是葡萄牙政府，而是美国新教教会。所以萨文比在日后的反叛葡萄牙殖民者并无道德包袱。

在里斯本读大学期间，萨文比加入了政治组织，接触到葡萄牙共产党领导和反殖民学生圈子。正是在这个圈子里，他结识了同为留学生的阿戈什蒂纽·内图（葡萄牙语：António Agostinho Neto)——后者后来成为安人运领导、安哥拉首任总统。

两人当时还是朋友，他们均在葡萄牙受共产党和左翼民族主义思想影响，这为内图走社会主义路线和萨文比创建自己的政党时到中国学习中国模式埋下了伏笔。

由于政治活动日益活跃，萨文比引起了葡萄牙秘密警察PIDE的注意，曾多次被拘留。

萨文比顶不住压力，于1960年逃往瑞士，在瑞士他再次获得美国传教士提供的奖学金，先后在弗里堡大学（Fribourg）和洛桑大学（Lausanne）学习。1965年，他在洛桑大学以优异成绩完成了政治学和法学课程。

学成之后的萨文比一直称自己为“博士”，这个头衔在当时的安哥拉中极为罕见。

更让葡萄牙殖民当局头痛的是，萨文比虽然是按着葡萄牙教育体系成长起来的，但是满脑子想的是打倒葡萄牙殖民者，安哥拉独立——这完全是意外，葡萄牙想不到亲手培养了反对自己的人。

问题是不止萨文比一个，安哥拉独立学潮在里斯本形成暗流，并与其他国家的安哥拉留学生形成联动，萨文比逃到瑞士留学时，就加入了一个流亡海外的民族主义组织。

1962年，随着组织合并，萨文比加入了新成立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NLA）。萨文比成为这个新组织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长，但很快萨文比因与FNLA创始人奥尔登·阿尔瓦罗·罗贝托（葡萄牙语：Holden Álvaro Roberto)分歧而辞职。

1965年，萨文比带领第一批人员前往中国，在南京军事学院接受了为期数月的正规游击战与政治动员训练。在此期间，他研读毛泽东的军事政治思想。

史料对萨文比是否面见毛泽东尚有争议，但是萨文比受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是确凿无疑的。他在农村地区建立根据地，完全照搬中国经验。

1966年，萨文比在安哥拉东南部建立“解放区”，宣布成立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UNITA），给农民分土地、开办识字班、建立地下政权。

此时，安哥拉已经存在了两个主要组织及政党：成立于1956年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安人运，MPLA）；及萨文比曾加入又退出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简称安解阵，FNLA）。

安人运是葡萄牙同化最深的政党，但其被同化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的渊源上而非政治合作。其成员多是知识分子，讲葡语，接受葡萄牙教育，很多人在葡萄牙留学过，领导人阿戈什蒂纽·内图本身也是文人，爱写诗。

安解阵的根基在扎伊尔边境，其成员是来自该地区巴刚果族（Bakongo），代表北方巴刚果族的利益，罗贝托是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的妹夫，他在海外创建了“流亡革命政府”时，就受到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的支持。

安盟则代表中部高原和南部地区的奥文本杜族（Ovimbundu）利益，该族群约占人口36%，是安哥拉最大的族群，但是在葡萄牙殖民体系中被是边缘化的一个族群，萨文比的核心成员多来自其父亲时代铁路沿线居民和新教教徒。

安哥拉还没独立，三个政党就在这片土地上各自为王：安人运占据沿海城市，安解阵则在北部边境地区，而安盟则在东南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

他们的“共同敌人”是葡萄牙殖民者，但独立运动从来不是联合抗葡，而是互相猜忌，暗中积蓄力量，等待葡萄牙军队一走即独占整个国家。

葡萄牙在安哥拉的统治长达约400年，已经在这片土地建立起深厚的政治文化联系。罗安达的混血精英和城市被同化的人谈起与葡萄牙的联系，脸上可能泛起的是亲近而非仇恨，因为他们是殖民体系的受益者。

但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和底层市民并未得到这种“好处”。所谓独立对安哥拉人民而言并非全然急迫，更重要的是，葡萄牙法西斯政权长期拒绝移交安哥拉殖民地。这才是安哥拉比大多数非洲国家独立时间更晚的主要原因。

正因为三个政党从一开始就缺乏共同的国家愿景，也从未真正形成“国家存亡系于一线”的危机共识，它们也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坐在一起，认真商讨如何共同赶走葡萄牙人，以及独立后如何建设新安哥拉。

只是非洲殖民地独立已是大势所趋，葡萄牙本身也在没落。1974年4月，葡萄牙本土爆发“康乃馨革命”，法西斯政权被推翻，新政府迫不及待地想甩掉非洲殖民地这个包袱。

葡萄牙撤出安哥拉已是板上钉钉。在准备撤军的同时，它也清楚看到三个政党已经开始互相将枪口对准对方。在非洲国家调解和葡萄牙的推动下，三方先暂时搁置争议、统一谈判立场，随后于1975年1月15日在阿尔沃签署了协议。

签署仪式由葡萄牙殖民当局主持。萨文比与内图早在里斯本学生时期就相识；萨文比曾在罗贝托手下担任外交部长两年。如今三个曾经的同路人，坐在同一张桌前签字说不打了，他们或许还握手寒暄，但彼此却在较劲。

协议内容包括：1975年11月11日为独立日，三方组成联合过渡政府，三位总理共同领导，三方各出8000名士兵组成安哥拉国家军队，10月底前进行选举，最终决出安哥拉总统，如有不服，由葡萄牙仲裁。

这个安排看起来还不错，体现葡萄牙“殖民家长“为了有序体面政权交接的良苦用心，但是三个总理地位平等，等于没有权力中心；国家军队只是三个武装强行拼在一起，实际上仍听命于各自的将领。

葡萄牙军队按照协议在1975年10月开始撤离安哥拉，但安哥拉三股力量早已蠢蠢欲动，3月罗安达发生了零星暴力，安解阵开始攻击安人运政治总部。到7月，三方武装冲突公开化，接着过渡政府解体。

实际上，内战远比想象的激烈。由于当时正值冷战时期，安哥拉三个政党代表东西方不同阵营，其背后的支持势力不满足于背后支持，而是直接派兵上战争，调集火炮对轰——这片非洲草原，俨然成了世界大战的微缩版：

安人运奉行马列主义，内图向苏联和古巴发出紧急求助，苏联的回应是：民航和商船陆续运来重武器；古巴的回应更直接：卡斯特罗派了四万以上的古巴士兵，直接部署在安哥拉大地上参战。

美国惧怕古巴势力控制安哥拉，于是扶植安解阵和安盟与之对抗。美国中情局亲自布局作战计划：美国运输机运输军火给双方，蒙博托则将逃到扎伊尔境内百万安哥拉难民推上战场；南非政府直接派兵介入，这样形成“安盟-南非联军”与“安解阵-扎伊尔联军” 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安人运。

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了，萨文不是学习中国吗？为什么会听从美国的安排？这里插播说明下他的转变。

在1960年代，萨文比的确是毛泽东思想的追随者。他扎根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当时安人运和安解阵的总部都在国外，唯有安盟的总部设在安哥拉本土。

但安哥拉独立后，萨文比迅速倒向了美国。逻辑很简单：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安人运得到了苏联和古巴的支持，萨文比要打败安人运，就必须找到能对抗苏联的靠山。美国是唯一的选择。

中国在1960年代中苏交恶后，曾同时支持安解阵和安盟，但对安解阵的援助规模更大，对安盟则小得多。1975年安哥拉独立后，安盟全面倒向美国和南非，中国已不是安盟的靠山选项。

回到安哥拉的战场， 1975 年 11 月 10 日，也就是安哥拉独立日前一天，安解阵与安盟联军，在扎伊尔部队、南非炮兵配合以及美国武器支援下，向安人运发起总攻，企图抢占政权，在次日独立日宣告自己为合法政府。

安人运的防御与反攻远超对手预想。数万名古巴军队部署到位，投入苏制多管火箭炮，安解阵、安盟的战线几小时内便全面溃败。第二天，控制政府大楼与广播电台的安人运，向全世界宣告成立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此时，荒诞的一幕出现了：同一天，溃败的安解阵和安盟在万博宣布成立“安哥拉人民民主共和国”。更戏剧的是，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迅速获得了超过80个国家承认，而“安哥拉人民民主共和国”承认国数量为0个。

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但战场胜负的因素起决定性作用。1976年2月初，安人运在苏联和古巴的支持下乘胜追击，把“安哥拉人民民主共和国”总部万博解放了——这个只存在几个月的政权覆灭。

需要补充的是，美国对安解阵和安盟的支持是秘密进行的，美国国会知道后，十分愤怒，立法（《克拉克修正案》）禁止政府向安哥拉提供哪怕一分钱的援助，失去美国的靠山，安解阵领导人罗贝托流亡海外，彻底边缘化。

萨文比到底是学过毛主席理论的，他没有像罗贝托一样流亡，而是退守在安哥拉最贫瘠的东南角——然巴（Jamba）。他在极其恶劣的丛林里重新扎根，恢复了中国教给他的“游击战模式”。

但这并不意味着萨文比又倒向中国了，他只是在选择一条最能生存最实用的路线，而他的极限生存果然等来了美国的再次援助：1981年里根上台后，废除了《克拉克修正案》，萨文比标榜自己为“反苏、古巴”自由战士，赢得美国好感，成为了华盛顿的座上宾。

1986年，萨文比访问华盛顿，受到了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的极高规格接待。美国视萨文比和安盟为安哥拉的希望，对其提供直接军事和财务援助，每年大约在二三千万美元，并提供大量先进反坦克武器。

这一段时期是萨文比的高光时刻，但是仍是无法攻克由安人运和古巴战士重兵把守的罗安达，而安人运也难于对有美国直接支持的萨文比有实质性的打击，因此整个80年代双方一直处于激烈的拉锯战中。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又值90年代民主浪潮，安人运与安盟于1991年签订和平协议，并于次年举行多党制选举，萨文比落败，萨文比拒绝接受选举结果，指责舞弊，内战在1992年底重新爆发。

此次，美国没有站在安盟这边——苏联解体后，萨文比已经失去了在非洲对抗苏联阵营的作用。美国考虑的是石油资源利益，而安人运掌握了近海油田的大量石油资源，不久美国就与安人运合作油田开发，彻底把萨文比冷落。

失去外部援助，萨文比难以抵挡越来越强大的安人运的攻势。漫长内战演变为一场经济消耗对抗：安盟依靠钻石开采、走私为战争输血，但钻石产业的利润上限远不及安人运掌握的石油；随着可开采钻石资源日渐枯竭，安盟一步步走向油尽灯枯。

安人运取得了执政党地位几十年，最强对手安解阵几乎瓦解后，安盟是当时唯一对政府构成威胁的反对派，萨文比的“朋友”内图早亡，继任者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在1992年萨文比落败重启战事后，向萨文比伸出橄榄枝。

双方于1994年双方签署和平协议，多斯桑托斯向萨文比提供副总统职位，放下几十年干戈争执，共同管理安哥拉。但萨文比拒绝，认为“他们希望我去总统府扫地”。

从这句话可以读出萨文比藏得最深的心理落差：萨文比和内图是在葡萄牙留学的朋友，两人分别是安盟和安人运的创始人，内图当上总统，他尚可接受；但要听命比自己小 7 岁的第二代领导人多斯桑托斯，他宁死不从。

至此之后，萨文比的命运就急转直下。

1997年，萨文比被正式指定为“反对派领袖”，政府加大打击力度，萨文比仍通过控制钻石产区维持战争。他扬言双方都有能力“摧毁安哥拉”，但总体活动范围大幅收缩。

1998年，安盟内部出现分裂，有军官带走部分武装叛变，安盟更加支离破碎；到2001年，萨文比请求恢复谈判，表示愿意接受1994年的和平协议条款。

但战斗没有停下，政府军持续追击。2002年2月初，政府军就在莫希科省捕捉到了萨文比车队的踪迹。随后，大批政府军对其形成了包围。

萨文比最终死在他的政党赖以兴盛的丛林里，死的惨状遗容被特意在电视上播放——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公开示众，政府意在消除丛林里流传几十年关于萨文比“神出鬼没”的传说。

他宁愿接受死时的羞辱，也不愿为了和平，接受在总统府里体面地扫地。而安哥拉为了这一个军阀的“尊严”，和平被拖延多年。

萨文比的遗体被草草掩埋在殒命之地。17 年后，宿敌多斯桑托斯已经卸任总统，他的遗骸才得以迁回故乡，与父亲合葬。此时安哥拉已经维持了 17 年和平，这位枭雄的身后事终于尘埃落定。

注：扎伊尔是刚果（金）蒙博托时期的国名旧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