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3年12月16日，北京，罗荣桓病重卧床。弥留之际，他没有交代身后仪式，也没有为家人安排什么，只对妻子林月琴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
这句话很轻，却把他一生的作风说得十分明白。参加革命二十二年，从井冈山到山东，从东北到北京，罗荣桓始终把自己看成队伍中的一员。职位越高，越不愿意让家人沾光。
罗荣桓出生于1902年，湖南衡山南湾村。父亲罗国理早年开杂货铺，后来兼营药材、置办田产，家境一度宽裕。1908年，罗家因受人诬陷而损失钱财，生活逐渐衰落。年幼的罗荣桓由此看见了世态炎凉，也养成了沉默、谨慎的性格。
他却极爱读书。夏日里，常爬到池塘边的树上看书，读得入神，偶尔从树上跌进水里，家人便笑称他是“书呆子”。这种近乎固执的专注，后来变成了他处理军政事务时的严密与耐心。
1919年，罗荣桓离开家乡，到长沙求学。五四运动后的湖南，社会思潮激荡，驱张运动正在展开。一个原本想学建筑的乡村青年，开始重新思考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那时的他还没有显赫身份，却已经在寻找一条不再只为个人谋生的道路。
1927年，罗荣桓在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形势骤然紧张，他回到家乡与亲人短暂相聚。临行前，他给父母和妻子颜月娥分别写信，说明革命道路生死难料，若自己长期不归，妻子可以自行选择生活道路。
这并不是冷漠。恰恰相反，罗荣桓清楚地知道，自己一旦离开，家人就要独自承担风险。他不愿用夫妻名分束缚颜月娥，也不愿把革命选择包装成个人牺牲。这种处理方式，在那个年代显得格外坚决。
同年7月，他前往湖南通城开展农民运动。秋收起义后，罗荣桓随部队走上井冈山，担任连队党代表。红军早期的党代表，不是只做思想工作的人，而是要与军事干部共同带兵，抓组织、抓纪律，也抓官兵关系。
罗荣桓的长处，正是在复杂局面中把事情做细。他不以勇猛见长，却善于整顿队伍、稳定军心。毛泽东后来评价他，认为他是一个“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干部。长征之后，这种能力在大规模部队建设中更加显现。
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长期主持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根据地不仅要打仗，还要筹粮、建政、发动群众，处理地方武装与正规部队之间的关系。许多看似琐碎的工作，决定着队伍能否站稳脚跟。罗荣桓常常睡得很少，肾病也在长期劳累中加重。
1946年，他赴苏联莫斯科治病，切除了左肾。手术后伤口出现问题，又经历了一次痛苦的缝合。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他便惦记着国内的工作。有人称赞他是英雄，他没有把这类话放在心上，返回东北后仍把主要精力放在军队建设上。
值得一提的是，组织曾为他安排一处较为宽敞的旧式庭院。房屋带有会客厅等设施，条件远胜普通住处。罗荣桓住进去后很不习惯，后来搬到谭政家中居住。房子再大，如果让他觉得与群众距离太远，他宁愿住得拥挤一些。
1949年入城后，罗荣桓住在北京南池子。家乡亲属希望借助他的身份进京、谋职，他提前给衡阳铁路局负责人写信，要求按制度办事，不得因为罗家亲戚而免费乘车，更不能把私人关系变成特殊通道。
长女罗玉英后来写信，希望到北京，也希望父亲能为女婿安排工作。罗荣桓回信说，自己从事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职业，并没有可以分给家人的财富。亲属可以按规定入学、就业，却不能把他当作谋取便利的依靠。
这件事处理得很硬，也很清楚。对普通亲属，他不许照顾；对长女，他又尽力补偿早年离家的亏欠，安排她补习文化、继续求学。原则与亲情，在罗荣桓那里从来不是二选一，而是各守边界。
1954年，罗家搬到东交民巷新八号。住房条件有所改善，但子女依旧受到严格约束。1963年病情恶化后，罗荣桓留下的最后要求，仍然是搬出那所房子，回到普通居所。
12月16日，他去世，终年61岁。毛泽东闻讯后写下悼诗，称赞这位并肩奋斗多年的老战友，也感叹国家失去了一位可以商量大事的人。诗中有对战友情谊的追忆，更有对罗荣桓品格的惋惜。直到生命尽头，他关心的仍不是身后待遇，而是家人不能因此越过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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