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诗三百首：谭嗣同的“去留肝胆两昆仑”——人生大义，有时候需要做到有牺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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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题壁》

清·谭嗣同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读谭嗣同《狱中题壁》，第一眼觉得是壮，再读觉得是苦，三读才读出一种清醒的从容。二十八字，没有一句哀鸣，却把一个人把命交出去前的全部心事，安放得又稳又重。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起手即用东汉故实。

张俭弹劾宦官，被诬结党，亡命天下，所到之处百姓冒禁收留，所谓“望门投止”，写的是逃亡者的仓皇，也写的是义士在民间自有同心。

杜根请邓太后还政安帝，触怒太后，被装囊扑杀，行刑者惜其名节，手下留情，他装死待变，终得复出。

谭嗣同借用二人，不是自比逃亡，而是身在囹圄仍挂念已经出京的康有为、梁启超，也期待尚未死尽的同志忍住、等住、再起。戊戌政变之后，康梁走，自己留，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同系一狱，不出十日便要引颈。

前两句不写“我多么冤”，只写“你们要活下去，事情还不能完”，这是把个人生死放到整个变法事业里去看。

谭嗣同不是书斋里忽然慷慨的人。

他1865年生于湖南浏阳，少年博览，又好天文、算学、地理，走遍西北东南，见惯官场疲败与民间枯荣。甲午之后，中国被日本一击而醒，他不再只做诗文。回湖南倡算学馆，助办时务学堂，立南学会，主《湘报》，著《仁学》，喊出“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把改制、民权、平等、废科举、兴学校、开矿修路一并说透。

他不是只反旧道德的理论家，《仁学》杂糅儒释道墨与西方科学、经济学说，批判专制与纲常，主张以“仁”通万物之变；在长沙，他和唐才常、梁启超、欧阳中鹄一班人把湖南做成“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1898年入京，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林旭、刘光第、杨锐同参新政，短短百日，裁冗员、开学堂、练新军、整吏治。触动的不是抽象“旧派”，而是既得利益的整个庞大机器。

变法的失败，史书常归到袁世凯告密、慈禧训政。9月18日夜谭嗣同访袁，请以兵力护光绪、制荣禄；袁敷衍，旋即回津告发。

9月21日政变，光绪被囚，捕拿维新党人。康已于前一日离京，梁在日人庇护下走避，谭却把文件焚毁、不使人受株连，对劝他出亡者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9月25日前后入狱，28日与另外五人赴菜市口，不经正式明审，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年仅三十三。临刑那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和壁上诗互看，才懂“横刀向天笑”不是演豪杰，是一个人把无力、不甘、仍不肯屈服三种东西，压成一声笑。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横刀未必是刑刀，也可作就义、赴死之态；向天笑，是不向狱卒笑、不向判决笑，而向自己认定的天道、公理发笑。

最费斟酌是“两昆仑”。

一说“去”指康梁出亡，“留”指自己及同难诸君，去者图将来，留者召后来；一说泛指维新群体，无论走与不走，只要肝胆为国，皆如昆仑之重。也有旧说牵入大刀王五，可作义侠旁证，但不必独取一人。

我更取“去留皆是同志”一解：谭嗣同不把出走者看作怯，不把自己留死者看作愚。他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来”，正可注此句。昆仑不写泰山、不写沧海，取其高而静、重而久——人死不过一朝，精神若立得住，便如山在后人心中。

由诗及人，再由人及今，最可想的不是“他多不怕死”，而是“他为什么肯把死安排进事业”。许多人把牺牲理解为末端无奈：事败了，不死不足以明志。

谭嗣同不一样，他在事未全败时已把“流血”看作变法的一部分。不是好死，而是知道中国要换骨，不能只靠诏书；要有活人继续改制度，也要有人以死破旧势力的麻木。

这种想法放在今天，不号召人去赴险，却提醒一种分寸：做事若只算个人得失，遇阻力便散；若把所信之事看得大于个人，就能接受不同人承担不同角色——有人在前冲，有人在后方守；有人发声，有人缄默蓄力；有人见结果，有人只铺一段路。

再说传统士人的“死节”，到谭嗣同这里已经转化。忠君不是全部，他更忠的是“变而中国可自立”的公理。《仁学》批专制、批三纲，本就是要打破“君要臣死”的旧伦理；可他仍以死成事，可见新信仰未必弃血性，只是把血性从“报一人”移到“救一国”。

这也是为什么百多年后读他，不觉得迂。他像一座桥：一头连着孟子“虽千万人吾往”、张俭杜根那种古义士，一头连着近代以制度救亡、以启蒙唤醒的新人。

今传“望门投止思张俭”一版，曾有梁启超改诗之说；唐烜《留庵日钞》记狱中流传，黄彰健后亦据以修正旧说，可证“去留肝胆两昆仑”大体属谭诗原貌，不必因版本小异减其光。

诗在墙上，人在菜市口，秋天很短，影响却很长。后来革命、办学、立宪、新文化，无数人从他那声笑里借过胆气。

一个人写绝命诗，通常收住一生；谭嗣同这首不收，只开个口子：张俭的路让别人走，杜根的时日让别人等，自己横刀一笑，把“未成”交给后人。

读到这里，才明白所谓读后感，不是叹几句英雄了事，而是问自己——若遇所信之事受挫，是只怨时运，还是仍肯做一点让后来者少走弯路的事。

谭嗣同给的答案很硬：可以死，但死要死得能“召后来”。这便是《狱中题壁》最沉的地方：牢墙很小，诗很大；生命很短，肝胆之山很长。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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