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梁：从“神的羽毛”到“不化的良知”——论马启代《山上有雪》及其压卷之作

从“神的羽毛”到“不化的良知”

——论马启代《山上有雪》及其压卷之作

文 / 陈国梁

桂清扬曾用“知黑守白”四个字概括马启代《山上有雪》的精神内核，并统计出一个耐人寻味的数字：三十四年，六十首诗，全部写给雪。一个人用同一个意象写了大半辈子，从二十多岁写到六十岁，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追问的诗学事件。雪有什么好写的？在咏物诗的传统里，雪早已被写尽——高洁、孤冷、转瞬即逝，该有的抒情程式在唐宋诗人们手中就已经完成。但马启代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不是在写雪，他是站在雪里面写雪。雪是他的处境、他的身体、他的骨头。

2026年国庆长假之后细读这部诗集，我逐渐意识到，马启代所做的，是将“雪”从一个审美客体彻底改造为一个伦理主体。古典诗词中的雪是风景，是背景，是可以被观看、被吟咏的对象。而在这六十首诗里，雪会哭、会痛、会沉默、会拒绝融化。雪拥有了自己的意志和命运。

一、从“神的羽毛”到“不化的良知”：一场漫长的凝结

要理解压卷之作《写给雪花的十九个三行》的分量，必须将之置于整部诗集的时空纵深之中。三十四年的写作跨度，六十首诗的筛选，本身就构成了一条清晰的精神演变轨迹。据桂清扬的梳理，这条轨迹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是“神的羽毛”“自由的旗帜”，浪漫主义的雪，落下来就化了；中期是“铁窗上的花”“攥成霰弹的武器”，苦难中的雪，死死抱住最后一点洁白不肯松手；晚期是“不化的”“在心上活着的”雪，精神化的雪，它的名字叫良知。

早期的雪是向上飞的。1992年的三首诗里，“神的羽毛一一地剥了，黑暗里飘满了自由的旗帜”，雪是自由的符号，是浪漫的想象物。那时的雪还没有落到地面上，没有染上尘埃，更没有见过黑。二十多岁的诗人把雪想象成一种天然的高洁，一种不证自明的纯净。但这种纯洁是轻盈的、未经过考验的。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10年前后。“雪落在铁窗上，发出燃烧的声音”——这句诗标志着整部诗集的真正起点。柔软的雪花与坚硬的铁窗相遇，柔软的雪片与铁的禁锢之间，竟然产生了“燃烧”这种激烈而悖论的意象。从这一刻起，雪不再是天上的羽毛，它有了落点，有了重量，有了需要被攥住、被对抗的东西。“我用力把它攥成霰弹／那是我整个冬天，唯一可以使用的武器”，“我曾一把将雪攥哭”——雪被攥出了泪水，这是何等的身体痛感。

到了晚期，雪终于停止了飞升和坠落，它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心上。“有些雪是不化的，它们在我心上活着。”这是整部诗集的精神终点，也是压卷之作的终局。雪从天空落到地面，从地面落到铁窗，从铁窗落到掌心，最终落到了心上。那条从“凝”到“不化”的漫长路程，三十四年，六十首诗，到此方告完成。

二、悖论的诗学：《写给雪花的十九个三行》的美学机制

钟岩松在评析这组诗时，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悖论美学”特征，并注意到马启代对“十九”这个数字的偏爱——此前有《桃花十九势》，有《阅读蚯蚓的十九种方式》，复出诗坛的组诗也用《新汉诗十九首》为题。他认为“十九”无论作为单数还是复数，皆具阳刚与光明的寓意，诗人以此寓意为创作赋能，与其“为良心写作”的诗学主张熔融契合。

三行体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形式上的悖论。在中国诗歌传统中，三行体并不陌生，但马启代赋予了它一种近乎苦修的纪律：第一行起兴，第二行转折，第三行收束或炸裂，三行之内完成抒情、叙事与批判的多重折叠。多一行则赘，少一行则缺。这种极简的形式与雪的意象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同构——每一片雪花都是六角的晶体，每一片都完整而自足，每一片都在飘落中保持着精确的形态。

但真正令这组诗获得经典品质的，是马启代处理雪的反向美学。传统中雪是洁白、轻盈、静谧的审美客体，他偏偏将雪“人格化”为受难者、哑者、游子乃至共谋者。“没有一片雪花开口说话／它们把苦藏在心里／静悄悄地，不忍打扰忙碌的世人”——雪成了忍辱负重的沉默者。“如果雪花来自天堂，它们为何纷纷回归大地”——对雪的形而上追问，撕开了“纯洁”这一美学标签背后的伦理裂隙。

这种从审美对象到伦理主体的位移，正是马启代对汉语诗歌中雪意象的根本性改造。在他笔下，雪不再是风景，而是历史中被选择、被裹挟、被污名的众生。每一片雪都在下坠，每一片雪都有重量，每一片雪落地时都带着沉默的轰鸣。

三、第十五首：良知的锚点

在《写给雪花的十九个三行》的全部十九节中，第十五个三行具有特殊的位置和分量。桂清扬在通读整部诗集后注意到一句核心的诗句：“凝出多少黑，才成就一粒白。雪花啊，一身剑气。”这句诗被反复引用，因为它道破了马启代“知黑守白”的全部秘密——白不是天然的、不是一尘不染的，白是从黑里一点一点凝出来的。

第十五个三行将这一凝结过程推向了终极：

有些雪是不化的——它们在我心上活着

再毒的热浪只能使其晶莹

它在人间的称谓叫良知

这三行中，前两行构成一个完整的凝结过程，第三行则是一次“命名”。“有些雪是不化的”——这是一个否定判断，否定了雪必然融化的自然规律。但紧接着“它们在我心上活着”给出了否定的理由：雪之所以不化，是因为它改变了存在的方式，从物理的雪变成了精神的雪。“再毒的热浪只能使其晶莹”——这里出现了一个精妙的逆转：热浪本是融化雪的力量，但在“不化的雪”面前，热浪反而起到了反向的强化作用。迫害越深，坚守越纯；热浪越毒，晶莹越显。

最后一行是全诗、也是整部诗集的命名时刻：“它在人间的称谓叫良知。”整组诗中唯一一次直接说出“良知”这个词的地方。在此之前，良知早已作为暗线贯穿始终——“不是所有的攀爬／最后都有洁白的结局”是对成功学的消解，“凡是选择向下的／往往有着伟大的高度”是对坠落者的正名，“有团火焰与雪同在”是从虚无主义中打捞希望的可能。但直到第十五个三行，那个沉默的、隐忍的、被反复攥哭的雪，终于被命名了。

命名的力量在于它赋予了雪一个伦理身份。“良知”不是抽象的道德概念，它在马启代这里获得了具体的质感：它是从黑里凝结出来的，它是被攥过、哭过、痛过的，它是在毒热浪中反而更加晶莹的。这样的良知不是道德说教，而是一种肉身化的精神抵抗。

有评论者指出，马启代这组诗从“被政客和文人反复弄脏”的写作焦虑出发，到对“历史端口选错方向”的追问，再到“用尽今生的雪／也写不完整一个痛字”——这里的“痛”从来不是私人的风湿痛，而是时代的骨折痛。第十五个三行之所以成为全诗的精神锚点，正是因为它完成了一次从“痛”到“不化”、从“被书写”到“自命名”的飞跃。

四、作为精神碑帖的诗集

这部诗集的扉页上写道：“雪是大地的泪水。雪，是阳光在黑夜里，留给我们的预言。”马启代对“预言”的寻找贯穿整部诗集，而答案最终落在了“良知”二字上。

评论家们注意到，马启代的雪走的是一条“从神的羽毛到不化的良知”的路径。三十四年，六十首诗，一场漫长的凝结。雪在变，因为写雪的人在变。但有一件事从头到尾没变过——黑与白的对峙。从“凝出多少黑，才成就一粒白”到“知黑守白”到“黑以白的形式围困了人间”，马启代真正在写的，是一个人如何在黑里守住白。

有论者将《山上有雪》称为“以雪为精神碑帖的三十余年心灵自省录”，这一判断准确地道出了这部诗集的本质。它不是一部咏物诗集，而是一部精神自传。雪是马启代的镜与灯，是他观照世界和反观自身的双重媒介。三十四年的写作跨度，让这些诗篇获得了某种编年史的品质——每一首诗都是时间中的一枚切片，从同一个意象上切下一个人大半生的精神变化。

而《写给雪花的十九个三行》作为压卷之作，之所以获得如此多的关注和评论，不仅因为它是“最新”的一组，更因为它将整部诗集的精神线索收束到了一个清晰的终点上。十五节诗中那个最终被命名为“良知”的不化的雪，是整部《山上有雪》的精神制高点。在此之后，再写雪，似乎已没有更高的地方可以去。

马启代六十岁选择六十首诗，不是偶然的凑数，而是一次精心的自我清理。他说“狠狠心还是只选了60首”，这种“狠狠心”的决断里，包含着一位写了三十四年雪的诗人对自身创作史的重新审视。被剔除的那些雪，或许有更精致的修辞、更机巧的意象，但留下的这六十首，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精神轨迹。从年轻的浪漫想象，到中年的苦难见证，再到晚期的精神凝结——六十首诗的顺序排列，本身就是一部微型的成长小说，一部关于一个人如何在雪中认识世界、认识黑暗、最终认识自我的长诗。

当马启代写下“有些雪是不化的”时，他不仅是在写雪，他是在为一种不可能的精神立场寻找可能的表达。在热浪可以融化一切的时代，在黑白混淆、真假莫辨的境遇中，总有一些东西拒绝融化，拒绝被消解，拒绝成为“纯洁”话语的同谋。它们留在心上，在毒热中变得更加晶莹，它们有一个古老而常新的名字——良知。

这或许就是诗集扉页上所说的“预言”：雪从天空落向大地，从大地落入掌心，从掌心进入心脏，当它最终停止融化、成为良知的那一刻，预言就兑现了。它兑现的方式不是雪停天晴，而是雪在心上活着，成为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依据。

2026年10月12日

（陈国梁， 中小学正高级教师，知名作家。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东诗词学会会员，泰安市作家协会会员，东平县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出版有《擦拭出汉语的诗意光芒》《东平历代官吏勤廉故事》《马启代研究资料选编》《马启代诗话（二）》等多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