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问了一百年的问题，霍布斯早就给出了答案？

导读

战争，是人类文明绕不开的阴影。爱因斯坦曾称之为“关系到文明进程的最重要问题”——人类能否从战争厄运中解脱？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用“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描绘自然状态，试图以主权国家建构和平秩序。但他没解决的国与国冲突，至今仍在拷问世界。这篇文章，带你从霍布斯到克劳塞维茨，再到中国智慧，重新思考战争与和平的底层逻辑。

人类文明史既是一部悲叹甚至厌弃战争的历史，也是一部始终笼罩在战争阴影之中的历史。虽然人类世界的各大古代文明都强调不可杀人的教诲，但人类文明的历程又饱受大规模战争之苦。战争就好像人类文明的病痛，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无不想方设法要根除它，却又发现它无可逃避。思想家如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反思过战争问题，科学家如爱因斯坦也提出过他认为“关系到文明进程的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究竟有没有“一条使人类从战争的厄运中解脱出来的途径”。

爱因斯坦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明奠基者面对的开端问题。没有人比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更为形象地描述了战争状态的混乱、无序与灰暗，也没有人比他更为鲜明地强调要走出野蛮的战争状态、迈向文明的和平秩序。霍布斯将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状态描述为一种极端状态，也就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首先，这种自然状态的理论前提是假设人人自然平等。霍布斯认为，自然使得人类在身心两个方面都处于平等状态。这种平等实际上是一种相互摧毁的平等。就体力而论，弱者虽然无法匹敌强者，但依靠运用密谋或者通过联合其他人，同样可以杀死最强者。因此，霍布斯意义上的平等可以说是相杀的平等。最强者同样会死于最弱者之手。其次，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状态是一种极端自由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皆以自我好恶为善恶。自己所欲皆为善，自己所避即为恶，因而不存在客观意义上的善恶，也没有共识意义上的善恶。在这种状态下，先发制人就成为最合理的自保之道。这是一种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一种暴力横行和狡诈相欺的无序状态。最后，作为一种不可持续的灰暗状态，战争状态需要得到克服。人人相互为敌的自然状态是一种没有任何公道可言的恶劣状况。“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对死亡的恐惧尤其是对横死他人之手的恐惧，点燃了幽暗生活中的理性之光，揭示出实现和平的条件与法则。其中，最为基本的自然法则是寻求和平、信守和平。因而，政治秩序就是摆脱了战争状态、进入和平状态的文明生活。

霍布斯描述的战争状态实质上既指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状态，也指国与国之间的无序状态。不过，霍布斯对人际自然状态的详尽描述无疑比他对国际无序状态的简要提示，给人留下了更加醒目的印象。霍布斯承认，就人际关系而言，人人相互为敌的状态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实际存在过；但就国际关系而言，这种敌对关系在所有时代都显而易见。就像人与人的自然状态一样，国与国之间始终“相互猜忌”，始终保持着角斗士的姿态。“他们的武器指向对方，他们的目光互相注视；也就是说，他们在国土边境上筑碉堡、派边防部队并架设枪炮；还不断派间谍到邻国刺探，而这就是战争的姿态。”霍布斯明确了国际关系的战争姿态是所有时代的历史现实，人际关系的战争状态则是一种为了建构现代国家学说与文明状态的理论假说。

霍布斯试图以建构主权国家与文明状态的方式来解决人与人的自然冲突问题。不过，他没有提出解决国与国之间相互敌对问题的方案。也许，霍布斯不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得到根本解决。霍布斯及其同时代的理论家以国与国之间的现代战争取代了以往以信仰名义发动的宗教战争；以国家建构方式解决了国家内部的宗教冲突问题，将战争的法权主体定位于国家主权。由此，欧洲人开启了现代世界历史的主权国家时代，也颠覆了此前基督教世界政治共同体的理念。这是以欧洲为起点和中心向外扩张而形成的现代世俗政治体系。因此，现代世界史是一部欧洲势力对内互相争霸，对外共同征服与瓜分全球土地的历史。

霍布斯 资料图片

在欧洲征服与瓜分世界的过程中，欧洲人以“文明世界”与“野蛮世界”来区分欧洲与非欧洲，这个区分也被用于战争领域。虽然克劳塞维茨认可“文明民族”与“野蛮民族”在战争方面存在区分，但是他不同意“文明民族的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比野蛮民族的战争小得多”的说法，也不认为文明程度的提高可以改变战争中消灭敌人的固有倾向。如果战争的暴烈与残酷程度与文明程度不成反比，这意味着战争本身与道德无关。在《杀戮与文化：强权兴起的决定性战役》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维克托·汉森以自诩式口吻论证了西方式战争模式的“优越性”，也坦承这种“优越性”主要表现在“西方文明在杀戮致命性方面始终保持着遥遥领先的地位”。所谓西方式战争模式，其主要特征是“为了彻底摧毁敌人而进行的面对面战斗”，而且完全“超越道德框架”。汉森认为，欧洲以外的军队偏好“仪式性战斗”或者通过“骗术与消耗战”来获得胜利，西方军队却“常常能在血腥残忍的杀戮战中取得胜利”。汉森指出，“最为恐怖的有组织杀戮”不在欧洲之外，不在西方与其他文明的冲突之中，而在西方国家之间。显然，汉森的意思是，西方战争之外的攻击方式无法击败西方。汉森的论断一方面承续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暴力本性的论断，另一方面以更为诚实甚至骄傲的方式肯定了西方战争模式的嗜血杀戮特征。

汉森强调西方战争模式的“压倒性”和“优越性”，以此睥睨任何其他战争模式。相较之下，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基根在《战争史》中一方面沿用了汉森关于西方作战方式的观点，另一方面试图纠正他关于西方作战方式无往不胜的观点，指出克劳塞维茨的西方信徒在20世纪面对“中国人的作战方式”遭受了“久战不决、伤亡惨重的耻辱”。同时，基根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战争，他强调西方以战止战的方式无异于饮鸩止渴，并看到了中国的战争理论“寻求用法律和习俗来控制动武的冲动”，遵守一种军事克制的概念，以维护文化绵延。如费正清所论，中国战争方式的扩张性弱于西方，内陆防御性表现得更强一些；中国军事传统很早就确立了文主武从的观念：不强调征战的骄傲；战争本身并不光荣，道德与文化准则始终都在和平一边。

人类世界的现实悖论经常是尚武的野蛮民族可以耀武扬威地将修文的文明民族踩在脚下。冷静如马基雅维利者宣称“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不过，从人类历史长时段看，非武装的先知受到后人更多的礼敬。只有饱经历史沧桑、备受战争之苦的民族，才能从长时段文明的角度去思考如何有效约束战争冲动的问题。

作者系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原标题：战争状态与文明生活

责任编辑：邵贤曼

新媒体编辑：宗悦

如需交流可联系我们